二

　　现代文学中的杀人叙事往往蕴涵着强烈的思想启蒙诉求，尤其是鲁迅构建的杀人叙事话语，通过杀人这一行为，批判愚弱的国民性。但评论者对沈从文的杀人叙事是否具有启蒙诉求存有疑虑，问题来自沈从文的“叙述态度”。沈从文的小说不仅描绘了作者从小就乐于结伴到刑场看杀人、数尸首、玩人头的情景，而且还将杀人处理得如此漫不经心。因此，不少评论者感到不解甚至是耿耿于怀，产生了这样的感受:“毫无惧色引颈就戮的人犯，和在看杀头后纵饮饱餐的看客，不把别人也不把自己当人，这是绝大的悲剧—作者却并不由这一方面评价生活。”在他们看来，对杀人这样的“绝大的悲剧”持看客态度的沈从文，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看客。但笔者却更愿意相信，沈从文如此书写杀人，是出于叙述策略的需要。正如刘洪涛所言:沈从文在叙述“湘西世界充斥的暴力、劫掠、血腥”时所呈示的“蒙昧的叙事态度”，属于“技术操作”层面的“伪装”成分。如果剥离了这层“技术伪装”的面具，就不难发现沉潜于文本深处，对国民弱点的剖析与谴责，以实现人之现代化的意愿。

　　奴性心态是愚弱国民性的核心内蕴，一再受到近现代学者的指陈与痛批。鲁迅痛心于“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的事实。对于奴性心态，沈从文与思想先驱者持同一态度。在其构建的杀人叙事话语中，这种奴性心态首先表现为主体意识的缺失。主体意识是人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人为之人的标志之一。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主体意识，那么他只是个徒有“人”名的奴隶而已。比如沈从文笔下的旧军人，虽然大部分来自底层百姓，但在统治者的愚民政策等软暴力和高压政策等硬暴力相结合的驯化手段下，大多失去了正常的思维能力，沦为统治者的杀人工具。《新与旧》中的刽子手杨金标显然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作品着力凸现了他视做稳奴隶为人生最大幸福这一奴性心态:光绪年间，他因稳坐当地最好刽子手的位置而意气风发，对于未来 “怀了种种光荣的幻想”，但到了民国时期，又因丢掉刽子手这个职业而失去了生活目标，终日得过且过。当他因偶然的机缘再次重操旧业时，他立马来了精神，虎虎生风地跑到刑场，干脆利落地将两颗头颅砍落在地，好像又回到了以前的“光荣”岁月，感到自己风光依旧。作品通过杨金标的精神变化，形象化地揭示了他对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疏离与对“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向往，从而折射出其奴性病态之严重。只有“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才能“讲人道，爱人类”。换言之，一个没有争取到“人”之权利的“人”，是不可能把他人当人看，只要有可能，还会把怨恨转发到更弱小、更低级的同类身上。诚如鲁迅所言:“可惜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显羊相。沈从文的杀人叙事话语所展示的奴性心态还表现为人本精神的缺失。人本精神的内核是对生命的珍惜和热爱，强调既要爱护自身的生命，也要尊重他人的生命。但在《我的教育》、《新与旧》、《黄昏》、《阿丽丝中国游记》、《夜》等作品中，军阀兵士对抓来的无辜百姓施之种种酷刑，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兵士们俨然把杀人当作一项嘉年华式的娱乐盛典，一听说杀人，就争着作护围兵，一看到杀人，就犹如过盛大节日般狂欢;即使杀人结束后，他们还一边津津乐道地谈论着各种细节，一边玩弄死尸，拨死人眼睛，刺死尸的喉管，手抛脚踢死人头颅。面对种种残忍到无以复加地步的人间悲剧，这些士兵没有露出一丝的不忍之色。他们既没有起码的是非判断，也缺少应有的生命敬畏，对生命的漠视程度给人以寒彻肌骨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