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封建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以宗亲关系为基础，以尊君、卫道、孝亲为内核的礼教文化体系。经过历代统治者的长期教化，礼教这种外在的规范已内化为人们的心理习惯。正因为如此，当众多现代作家在探寻改造民族文化心理之路时，都不约而同地首先将目光聚焦到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上，“批判的重点是那些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社会中束缚人性、否定人的价值、蔑视人的尊严的封建礼教。沈从文的杀人叙事同样注重对封建礼教文化的批判，通过不动声色的展示，从以下两方面揭示了封建礼教文化的本质。其一，艺术化地诊释了封建礼教的残忍性。比如在《渔》等作品中写到了宗族械斗:双方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大打出手，结果“无一男子生还。因为流血过多，所以这地两岸石块皆作褐色，仿佛为人血所渍而成”，不仅如此，胜利者还杀死俘虏，破开肚皮取出肝胆心，割下舌头，将人肝人心和舌头加辣暴炒当下酒菜，将人胆用于医治阔人怪病，将人肉洗刮干净，切成方块，加油盐香料垠好后叫卖。可见，封建宗法文化是何等的残忍、狰狞。其二，形象化地揭露了封建文化的虚伪性。《巧秀与冬生》中的族长，发疯般地吞噬巧秀妈完全是出于发泄其内心不可告人的肮脏欲望，即嫉妒“光鲜鲜的肉体”只被外人享受而未能满足自己淫欲，但却以“维持风化道德”这样的名号来实施。作品批判了表面道貌岸然，实则男盗女娟的族长，同时也寄寓着对虚伪封建道德观念的无情嘲讽。其三，客观地揭示了宗族制文化的荒谬性。以宗族、宗姓、宗法为内容的宗族制是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文化生态中，族中人为了格守等级制度，战战兢兢地依附于宗族，绝对顺从族长的权威，已完全丧失了人为之人的自我意识，成了宗族的附属物。正因为如此，当《巧秀与冬生》中的族长提议将“越轨”的巧秀妈“沉潭”时，尽管有不少族人同情她，但人们却毫无异议地遵从了这样的决定，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慢慢逝去。而被害者面对如此残忍的惩罚，竟然也没有丝毫的反抗，甘愿领受。而从《我的教育》、《黄昏》、《菜园》、《新与旧》等作品中看客的病态人性中所折射的，是在以血缘认同为核心价值的孝亲文化的社会中人本精神的普遍缺失。　　如果以文化批判话语观照沈从文的杀人叙事，就可以发现作者一再挖掘民族社会文化心理的病疾，旨在从乡间民情习俗和传统文化中寻找造成这种“病症”的根源，从而揭示彻底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唤醒人们构建现代文化的热情，达到重建中国现代文化之目的。所以说，沈从文杀人叙事话语中的文化批判诉求虽然与思想启蒙诉求有目标一致之处，但在观照文化的视角和表现民族文化的丰瞻性方面，显然有着更为宽泛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