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思想启蒙角度审视沈从文的杀人叙事，就可见出作者试图站在民族自救的高度，以现代理性观照和剖析人性的种种之后病，从而引起注意，达到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的目的。

　　三

　　如果说沈从文杀人叙事中的思想启蒙诉求重在关注人之现代化，那么，其文化批判诉求则重在思考文化的现代化。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人类嗜杀，往往并不是为了生物学上的目的或社会学上的目的，他为杀而杀，这种嗜杀的欲望是他的性格的一部分。而“人，既是社会的人，也是文化的人，而且从传统积淀的因素看，首先是文化人，它为特定的文化所‘塑造’，其身上刻印着独特的文化性格”。由此可见，沈从文笔下的种种人性病象实质上是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中长期积淀所致成的心理滴疾。沈从文构建的杀人叙事话语中理应寓有文化批判的意义。

　　民俗是民族文化的基础部分，它规定和制约着的人的独特生活、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沈从文深知地方的习俗已渗透到边民的血液里，沉潜到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极具强固的延续力，要摆脱其必将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他1934年乘船返回湘西，面对秀山丽水，居然仍能感受到游荡在空气和河水中的血腥的野蛮气息:“那种声音与光明，正为着水中的渔和水面的渔人生存的搏斗，已在这河面上存在了若干年，且将在接连而来的每个夜晚依然继续存在。我弄明白了，回到舱中以后，依然默听着那个单调的声音。我所看到的仿佛是一种原始人与自然战争的情景。那声音，那火光，都近于原始人类的战争。沈从文感到人们必须警惕落后的习俗，以免产生“大规模毁灭人的生命”的悲剧，并在创作实践中表达了这样的诉求。如在《夜》、《我的教育》、《黄昏》等作品中，通过人类毫无节制的相互残杀、围观者的狂欢，以及取死人肝胆作下酒菜和垠吃人肉等场景的书写，透视出乡间习俗的野蛮性。总之，沈从文的杀人叙事通过对一曲曲乡间人生悲剧的冷峻演示，表现了对落后的民俗文化的理性思考和尖锐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