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都是来自乡村小城镇，有大致相同的出身，但由于人生经历、教育背景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文学理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鲁迅及其周围的文人对初学写作的沈从文并无好感，而且还较为主观和草率地对沈从文的创作给予了批评和否定，自然也拒绝了给予其“乡土批判”派文人身份认定的机会。鲁迅在1925年7月致钱玄同的信中曾批评沈从文“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说其写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46、452页。使沈从文更为不快的是，时任《晨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对他的大量投稿默然以待，甚至极为不屑地加以讥讽嘲弄。文学创作上的冷遇反过来与生活的艰辛交错混杂，生活的压迫、命运的多蹇、理想的渺茫使沈从文只能是一次次回到那温馨自由、轻松快乐的旧有乡村经验中去寻求灵魂的解脱，通过笔下的文字去呼吸乡间泥土的芬芳、感受山野的气息、聆听自然的声音，对于遥远内地城乡生活的温情追怀与诗意描绘成了他寻求精神避难的特有方式。

　　就在这个时候，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应该是郁达夫的推荐)，以徐志摩、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月派文人群体向他伸出了热情的双手，为他提供了最充分的练笔和表现机会，并对他的创作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极高的评价。在徐志摩任《晨报副刊》编辑的期间(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沈从文的作品得到了大量的发表，每月五六篇是常事，与先前孙伏园任编辑时相比真可谓是天壤之别;并且还有让沈从文自己也感到“受来背膊发麻”(《关于“集市”的声明》) 的作品赏析——“志摩的欣赏”(《晨报副刊》，1925年11月11日)。一方面，新月派文人的鼓励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和坚定了沿着这一创作方向走下去的信念;另一方面，新月派文人的情感体验方式和文学风格也深深地影响了沈从文，使其形成了具有新月派文人文化叙事和社会叙事特点的叙事手法，即“温柔与感伤交杂的怀旧和诗意” 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41页。抒情。与故乡的隔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