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4年初回湘西时所作的一篇文章中，沈从文曾这样写道：“我坐到后舱口日光下，向着河流清算我对于这条河水这个地方的一切旧账。原来我离开这地方已十六年。”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文集”第九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253页。其中“十六年”虽是指离开沅陵附近地域的时间，但是对于整个的湘西土地而言，自1922年夏天去北京算起，他也有将近12年的时间没有亲身接触过了。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也写到了这一点，“民国二十二年旧历十二月十九日，距我同那座大桥(沈从文故乡凤凰的一座桥——作者注)分别时将近十二年，我又回到了那个桥头了”沈从文：《滕回生堂今昔》，“文集”第9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324页。。

　　沈从文与故乡的这种隔离，既是时间上的，同时也是空间上的。在这十几年中，他最初到了北京，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文坛上站住了脚跟，受到了广大读者尤其是新月派文人的青睐。后于1928年移居上海，与丁玲、胡也频夫妇共同创办刊物，并在1929年经徐志摩介绍到了由胡适任校长的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1930年应聘去武汉大学任教不到半年的时间。1931年夏又受聘于青岛大学，本人随之移居青岛，1933年秋又回到了北京。这几处地方中，即使离湘西较近的武汉距其也不止千里之遥。这种与故乡长时间，远空间的隔离，使得沈从文在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以及感知方式上都与在湘西生活时产生了极大的差异，同时也造成了他对当时湘西社会现状理性认识的滞后与偏差。当然，这期间沈从文与故乡的交流并不是完全阻隔的，他也不断地从家人与一些朋友那里得到关于湘西的新的信息，但这些印象毕竟是相当点滴、散乱的，所以他对湘西的认识与理解主要还是来自于那旧有的湘西城乡生活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