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身处湘西，在那边地城乡与土著部队中生活时，或许会经常感到些许的烦忧和无奈，甚至会不断产生逃离这种生活的冲动。但当他真正远离了湘西，以回忆的方式重新感受和咀嚼这些生活经历时，实际上就完成了情感的某种超越，在心理感受上也就带有了很大的距离，以致当时那些本来就微不足道的忧愁与烦恼被掩盖、遮蔽或大大淡化了。再加以作者特有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他的乡土小说呈现出某种诗意、梦幻的意境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这个问题在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证实。当沈从文结束了与故乡的隔膜，再次近距离接触故乡时，他的对故乡的情感认识就变得相当现实了。在1934初年回湘西时他就深切感受到沿途所见已是物是人非：“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为实为利庸俗人生观”沈从文：《长河·题记》，“文集”第7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2页。，真是一片触目惊心。他当时心情十分沉重，对于家乡水手纤夫的“过去和当前”都产生了“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与隐忧”，沈从文：《散文选译·序》，“文集”第 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85页。充分认识到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沈从文：《边城·题记》，“文集”第6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72页。与《边城》前的作品相比，他后来写作的《顾问官》、《新与旧》及未完成的《小砦》等，其间的人事命运与乡土风情则全是另一番情形了，再也难保持原有的“轻松和愉快”了。

　　当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构建这样一个诗意、梦幻的“湘西世界”，并不仅仅是这些外部因素所决定的，这与作家自身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独特的艺术个性息息相关，他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审美趣味，特别是他那特有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在其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是当我们把沈从文的这一创作倾向置于文学史的视野，与其他在艺术才情、气质禀赋等方面相近的作家(如废名、孙犁等)相比较时，对其文学创作过程中这些外部条件与环境进行探讨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