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框架下反思平衡的分析论文

　　反思平衡贯穿于罗尔斯的整个思想历程。罗尔斯意在通过这一理念使他的道德哲学既走出道德先验主义的独断性，又超越道德直觉主义的主观性和相对性。

　　罗尔斯所发展的一整套建构主义学说即直接出于后一种关切。不过，如果将反思平衡和建构主义放在一起思考的话，有两个文本上的细节值得注意：（1）"建构主义"是罗尔斯1980年后提出的概念，《正义论》从未明确提出过，但《政治自由主义》时期的罗尔斯却认为整个《正义论》的证成模式都是建构主义的；（2）《正义论》对反思平衡花费了大量笔墨，但罗尔斯在后期著作中却仅以寥寥数语断言其他证成结构（如《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反思平衡与《正义论》中的描述是相同的。

　　这两个细节看似理所当然，却存在许多问题，对此，罗尔斯也并未给出明确解答。比如：《正义论》中的反思平衡与建构主义如何协调，相同的反思机制如何与不同的证成结构相融贯，等等。在本文看来，罗尔斯后期对反思平衡的上述断言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政治自由主义》的证成模式看似独断，其结构却能很好地将反思平衡安置其中，使之与原初状态结合成一个融贯的理论统一体；而《正义论》的证成结构较之前者虽然显得更加不偏不倚，反思平衡却不得不退居原初状态之后，从而导致整个理论向基础主义回退。

　　接下来，本文将在建构主义的大框架下对反思平衡加以分析，以反观它在不同证成结构中的多种形态。

一、基础主义、建构主义与反思平衡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西方政治哲学史是一部方法的形成和变迁史。甚至有学者认为，在西方政治哲学这样一种对方法有着高度自觉的话语体系中，"任何有影响的现代哲学体系，首先就是一种方法的学说。"对方法的自觉不但能使政治哲学成为一门严格的话语体系，从思想传承和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方法或视角的转变还能影响和引导人们对政治哲学和政治问题的一般性看法。作为一种证成方法，建构主义就试图在当代多元文化的实践背景中去克服传统基础主义导致的证成困境。

　　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的要义在于：一种证成是否成功，关键是能否在推理链条的最底端找到一个可以固定不变的"基础",这个"基础"给整个推理链条提供根本动力与合法性。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就有这一特性。比如，他将证成的根基（基础）安放在自利而合理（Rationality）的人性之上，并运用大量修辞手段来使读者相信这一设定的恰当性和普遍性。

　　他相信，人性的自利和合理性是每个人在实践中都必然会形成并不得不承认的基本道德判断，任何深思熟虑道德原则的形成也必然立基于此。另外，基础主义需要反思平衡来补充，"合理直觉主义……依赖反思平衡的理念，否则，直觉主义就无法使其知觉与直觉相互支持，也将无法检查它对那些在恰当反思层面上与我们所考察的判断对立的道德价值秩序的解释是否合理。"不过，从基础主义对"基础"的界定来看，由于这些"基础"往往被界定为"无法否定，亦无可更易的"道德秩序，④与其结合的反思平衡也定然是单向和狭义的。

　　从基础主义的特征来看，不论诉诸何种"基础",该学说大致都希望推导出具有普遍性的、"强"的道德原则。不过，如果如此之"强"的基础无法被其他语境下的行为主体所接受的话，那么，基础主义亦将由于缺乏理论调整力而走向自身的反面。因此，如果说近代政治哲学试图通过基础主义对普遍的道德原则进行辩护的话，那么它们在当代的多元实践语境下则不得不回退到一个个具体的实践语境中来为适合不同语境的道德原则辩护。由此，基础主义难免走向相对主义和怀疑论。

　　罗尔斯就是在此情境下通过建构主义来为两个正义原则的普遍性辩护。一般来看，所谓的建构，指的就是使理性为证成负全责，而不再像基础主义那样将证成责任推诿给上帝之法、特殊的人性或先验的秩序。而是"凭借理性通过一定的程序，为知识和理论或其他观念产物的有效性和确定性建立一个基点和标准……所谓的理性的程序，意指为知识等观念产物的有效性和确定性建立一个基点和标准的这样一个路数是可以理解的，不必求主义理性之外的神秘力量。"罗尔斯那里的"程序"就是原初状态，罗尔斯正是试图通过原初状态来使"知识、理论或其他观念产物"具备有效性和确定性。

　　就此而言，建构主义是启蒙以后的基本特征，霍布斯、康德等人的政治哲学都可被称为建构主义。

　　如果说这是对建构主义的广义理解的话，那么，罗尔斯对建构主义的理解更狭义，也更有原创性和独特性。因为霍布斯、康德等人虽也将证成的责任交予理性，但仍不同程度、不同性质地带有基础主义色彩。而罗尔斯开创的狭义建构主义，或曰"罗尔斯式（Rawlsian）"的建构主义正是试图承认这些"基础"不可回避的同时接着在"程序"中不断消解其证成责任。这就带来两个问题：（1）罗尔斯如何看待这些"基础"（各种具体的道德判断）；（2）如何消解这些基础。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使罗尔斯构想出一种广义的反思平衡。

　　在罗尔斯看来，不论这些"基础"源自何种道德判断，它们很大程度上都反映着人类生存的本真境遇，即"我们"本身具有的道德情感（正义感）。不过，任何"判断"或"事实",不论它们是否已经经过人们的深思熟虑，都不足以作为建构普遍规范性原则的"基础".相反，这些"判断"或"事实",其发端完全有可能掺杂着人们的恐惧、愤怒或妒忌等心理状态，从而遮蔽人们本真的正义感。

　　另外，即便我们有信心对每种判断都分别加以充分的"深思熟虑",仍会遇到马克思曾面临的问题，即：经过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在本质上仍可能是被外在社会所塑成的似是而非的"虚假意识".在这个问题上，罗尔斯与马克思立场相同，都将人视为社会性存在物，而非绝对独立的原子式个体。

　　因此，如果我们想去还原一个本真的生活世界，并在深思熟虑中体现出真实的道德情感的话，从经验论的立场来看，我们首先得回归和深入到这些具体的道德判断当中。然而，"深思熟虑"本身却无法为这些判断提供充分的证成依据。对此，罗尔斯的做法是：首先设计出一种严密的实践推理"程序",以通过我们的合理性来选择出具有确定性和系统性的道德原则，反过来对各种具体道德判断的正当性进行判断，以此减少对直觉的依赖。

　　然而，这个"程序"并不是被建构出来的，而是根据各种"基础"人为拟定的，其本身的正当性亦待证成。对程序的反思和证成则靠反思平衡。通过原初状态，罗尔斯意在最大程度地去除夹杂在各种道德判断中的那些经不起"深思熟虑"的直觉性要素，并使最恰当的.道德原则明晰起来；通过反思平衡，则意在将那些先前被排除掉的道德判断重新拉回理论视野中，使原初状态的结论牢牢扎根在现实的大地上。可以说，这两个环节一正一反，共同构成建构主义的实践推理。在此意义上，罗尔斯对他的正义理论做出如下描述："（正义理论）是一种关于道德情感的理论，它提出支配我们的道德能力的原则，或者更具体地说，支配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可以说，反思平衡乃是体现罗尔斯政治哲学之建构主义特质最关键的一环，如果这一环是成功的，罗尔斯就足以构造出一种时间性、动态性、分层次的建构主义推理结构，在后形而上学的证成语境中为道德原则、道德义务的普遍性辩护。有了反思平衡，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才有可能超越近代契约主义，在推理过程中对两个正义原则和各种道德判断分别进行不断地反思和权衡，以不断去除结构和结论中的基础主义因素。在这一动态过程中，要么修改原初状态以令其符合我们的道德情感，要么修正实践中形成的各种判断。通过这种螺旋式的不断上升，罗尔斯试图使"我们"的道德情感逐步变得客观，从而消除每个行为主体可能在道德判断中或原初状态的结构中有意无意掺杂着的"虚假意识",使人们的道德生活在抽象和具体的两端逐渐变得融贯。"它是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的无限之中的某一点，尽管我们可以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不断接近这一点，这就是，通过讨论，我们的理想、原则和判断在我们看来变得更加合乎理性，进而，我们认为它们的基础比以前更为牢固".

　　从上述逻辑来看，原初状态与反思平衡构成一组矛盾：一方面，原初状态试图通过设定种种限定条件来推导出确定的正义原则；另一方面，反思平衡不断使原初状态推导出的确定结论变得变动不居。而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能否称得上"建构主义",关键之处就在于反思平衡能否成功地将时间性和动态性纳入理论中，使整个理论在过程中不断修正和上升。

　　而从证成结构来看，反思平衡则应体现为对原初状态的优先性。这一点，不论罗尔斯的建构主义学说如何自我定位和转型，都理应如此。那么，反思平衡的这一诉求究竟能否实现？我们先来看《正义论》的证成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