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希望明灭在疑云中间———困惑于哈姆莱特的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哈姆雷特之困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悲剧乃至其全部戏剧作品中最富盛名的。该剧的地位与声誉既来自于其娴熟优雅的文学语言，来自于其对人类内心世界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微妙传神的再现，更来自于其对欧洲基督教现代转型期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状况的领悟与表现。忧郁王子哈姆莱特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受到各国观众和读者的喜爱，其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与深刻性赋予其不消的魅力和不朽的价值。多舛的命运和悲苦的境遇促成了哈姆莱特的悲剧，而决定他灭亡的，正如对于绝大多数将亡的人和事物一样，必然是一股来自内部的力量。在哈姆莱特疑云遍布、愁思难释的心胸间，何种因素或者说何种心理现实在造化的巉岩上镌写下了他的宿命之符呢?要探究某种心理事实，需要首先探究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思想意识环境。在哈姆莱特生活的时代，基督教仍然是主流意识形态，基督教训诫的光彩，透过中世纪的迷雾，仍然照射在包括哈姆莱特的所有有人文主义倾向的欧洲人的心中，因而基督教思想是哈姆莱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大环境。有学者结合前人论述，分析了在哈姆莱特身上体现出的基督教新教思想因素：“第一，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认为，上帝应该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第二，哈姆雷特(笔者注：即哈姆莱特)性格上的孤独感也是我们阅读全剧后的最大印象，这一点也与加尔文教所宣扬的预定论有极大关系……这‘必然给笃信其宗教辉煌一贯性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重要后果，即每个个人所感到的空前的内心孤独。对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们来说，生活中至关重大的事是他自己的永恒得救，他只有独自一个走下去，去面对那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这种孤独感成为有幻灭感及悲观倾向的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3］66-67可见，哈姆雷特浸染于基督教思想的大环境之中，表现出明显的基督教思想倾向，尤其是经过宗教改革的基督教新教思想倾向。宗教改革是基督教适应现代需要而进行内部改良的结果，在局部强化了理性的作用而削弱了信仰的作用，给予了个人更多合乎普适理性与普遍情感的关怀;然而，改革后出现的新教从总体上说仍然是信仰相对于理性处于明显处于压倒性优势的思想体系。可见，这种内部改良造成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但变化的幅度不大。相对于内部改良，基督教现代转型期的外部改良更加引人注目;而基督教从其外部的思想体系，尤其是从人文主义思潮，则获得了更为持久的现代转型动力，促成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较大程度上的变化。哈姆莱特的基督教观念，无论是天主教观念，还是新教从天主教继承和改造的观念，抑或是新教从原初基督教重新发现的观念，都是以信仰这一思维样式为主体的，理性要么缺失，要么只是起着调剂和连缀的作用。只有当他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思考和行动时，理性才发挥出巨大的能量来。按照基督教信仰的要求，哈姆莱特“要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3］66，矢志不渝地执行父亲亡魂的复仇谕令。信仰要求他遵循现世的理性去完成现世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仰与理性是并行不悖的。然而，在他寻求复仇的过程中，痛苦却变幻着形态向他袭来。首先，如前所述，哈姆莱特是孤独的，他承受着一种宗教预定论带来的孤独。他的结局，不管是悲剧式的还是悲喜剧式的，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他无法洞悉，却要默默接受，在幻灭的亲情中挥泪舞剑而前行。没有人能帮助他，母亲不能，朝臣不能，甚至霍拉旭也不能，而他们本身也以不同的方式成为哈姆莱特的烦忧之源。在这个意义上，哈姆莱特的处境是比他最终的死亡更大的悲剧，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悲剧。如此，哈姆莱特现世努力的'意义在宗教预定论带来的孤独氛围中被解构了，作为基督徒的哈姆莱特，虽然体现了宗教改革中理性地位一定程度上的提升以及相应的对于现世责任的关注，仍然更多的是一个消极的不作为者，而不是一个积极的作为者。然而，哈姆莱特在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立身处世的同时，也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作为一种世俗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形态，人文主义提倡理性，将理性置于信仰之上，或者回避信仰与理性在权威上的比例关系。理性肯定现实世界中的因果性，认为某种行为会导致某种结果因而是动力之源，而这种动力之源在理性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具有原发性和根本意义，不再附属于某种既定的与先验的安排。按照人文主义和理性的要求，哈姆莱特应该成为一个积极的作为者，然而宗教的预定论欲使他成为一个消极的不作为者。他在巨大的孤独与无助中冥思和延宕，踟蹰前行。母亲是他在人世上最亲的亲人，然而母亲背叛了父亲而嫁给了弑君者，亵渎了一位妻子、母亲和王后的尊严。他对母亲既爱又恨，连同现实世界中的其他痛苦，似乎在冥冥中召示着他预定的悲剧结局。对于他而言，无法以自己的力量把握的幸福本身已经是苦难，他不能用可能得救的明灭希望给自己以有效的安慰。然而，理性的力量仍然在争取着他，他本身的踌躇与寡断显示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变化的艰难性与反复性。痛苦中的哈姆莱特独白道：“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扫清那一切，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去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去了;睡去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腐朽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4］330不堪折磨的哈姆莱特痛不欲生，考虑自杀的可能性，然而他又犹豫了。或许自己了断自己的生命就可以摆脱尘世间的一切烦恼，得到永久的解脱，这是理性从现实因果性中得出的结论。然而，在信仰的世界中，现世是短暂的和过程性的，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彼岸的永福才是人类最完美的归宿。自绝意味着背叛上帝的谕令，藐视上帝的权威，得到的只有永劫。这是信仰与理性的又一轮较量，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信仰救了哈姆莱特的命。然而，信仰不能彻底拯救他。从整体上看他只有充分发挥理性的建设性力量，只有在信仰与理性的角力中表征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才能像在烈火中涅槃的凤凰，为基督教的现代转型昭示一条路，为现代西方人描绘一条得救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