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孟子的文艺思想

　　与孔子不同的是，孟子是生于战国时代，孟子体现着新的时代精神，新的时代精神也召唤着孟子。关于孟子的文艺思想，主要见于《孟子》一书。如：

　　1、见于王曰： “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 “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 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曰： “可得闻与?”曰： “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 “不若与人。”曰： “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 “不若与众。”……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性同乐，则王矣。( 《梁惠王下》)

　　2、“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 “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谦于心，则馁类。……”“何谓知言?”曰： “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遗辞知其所穷。”( 《公孙丑上》)

　　3、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孟子·万章上》)

　　4、孟子谓万章曰：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万章下》)

　　5、公孙丑问曰： “高子曰： 《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 “何以言之? ”曰： “怨。”曰： “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臾之为诗也! ”曰：“《凯风》何以不怨?”曰： “《凯风》，亲之过小者也; 《小弁》，亲之过大者也。”( 《孟子·告子下》)

　　顾易生先生在《孟子的文艺思想》一文中认为： “孟子的文艺批评，植根于其性善说与仁政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民同乐、世俗之乐犹先王之乐的音乐美学思想; 养气与知言的道德、语言文辞修养道路; 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等诗文批评方法; 诗史一致以反映时代、批判政治的创作思想。”[5]

　　可谓概括精到。材料 1 讲的就是“与民同乐”和“世俗之乐犹先王之乐”,孟子生于战国时代，原来的周朝文化已基本解体，那些能享受音乐的阶层已由原来的奴隶贵族变成了地方诸侯和世俗的地主和士阶层，他们由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自己的情趣追求，因此对审美发生了新的追求，原来庄重的宗庙之乐显然不再适合他们的趣味。孟子看到了这一层，并明白音乐的产生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故说：“世俗之乐犹先王之乐也。”但是他又从维护统治的立场出发，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以万民同乐为追求。

　　实际上是承认了贵族的享乐欲望，同时注意到普通大众也有这种欲望。材料 2,谈知言养气，孟子自称是一个卫道者，并豪言“舍我其谁?”他已经知道了道德与言语的关系，实际上养气即是不断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让自己的精神不断接近于社会上的伦理标准，这种接近功夫越足，则人的精神底气越足，越认为自己说的话就代表真理和大众的利益，进而就可能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各种语言进行辨别，所以便有了“知言”“养气”一说。材料 3,谈的就是“以意逆志”,即根据全文的整篇意图判断语句的意思，而不是断章取义。文章在经过各个字句组合之后，字句便具有了篇章情景的意义，就不能抽出来单独理解。材料 4 和5,谈的就是“知人论世”,作者和文章以及读者以及各自产生的年代，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作者的人生历程不同，人生历程的不同阶段以及所处的时代境地不同，文章的意义就不同。理解文章，就需要掌握文章产生的背景，这样才能准确把握文章的精髓所在。至于顾先生所说的最后一点，《离娄章句下》： “孟子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在这里，无论《诗》或《春秋》都是时代的产物，它们只不过是在时代的进程中承担起了相似的功能。就像前面提到的《易》《尚书》一样，都是当时人记载自己足迹和情感历程的载体，但也反映了文体的变迁。或许正是这样的'变迁，文献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越来越明显，人们创作了越来越多的文章，对文献解读的能力要求才会越来越高。所以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孟子的“知言”“知人论世”“以意逆志”都是侧重对文献的批评和解读，这和孔子的“行有余力，则学文”( 《论语·学而》) 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在孟子一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孟子十分强调人的内心。

　　6、“是心足以王”(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7、“《诗》云：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 同上)

　　8、“权，然后知轻重; 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 同上)

　　9、“曰： 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同上)

　　10、夫志，气之帅也; 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 “持其志，无暴其气。”……曰：志壹则气动，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公孙丑章句上》)

　　11、孟子曰：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 《公孙丑章句上》)

　　12、孟子曰：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离娄章句上》)

　　13、孟子曰：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 《离娄章句上》)

　　14、孟子曰： “仁，人心也; 义，人路也。”( 《告子章句上》)

　　顾先生讲孟子的文艺思想是“根植于性善与仁政”( 见上文) ,但在以上材料中不难看出，在孟子的眼里，“心”才是统筹万物的灵魂。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制于人心，性善也就是心善，仁政就是行人心之政。

　　材料 6、7,讲“心”可以为国治民，统治者只要将心比心，将恻隐之心推广，就可以行王政，天下归心。材料8,讲心统筹着人对外界的认知。只要用心，就可以权衡万物，辨明万物。材料 9,讲心和财物的关系，讲明“恒产”可以使民有“恒心”,这进一步回应材料 6 的王政之心。材料 10,则讲人的修身，即心、志、气的关系，即修心的步骤、经过、方法和可能。结合上文论述的“养气”说不难看出，修心就是要加强人的道德修养，而道德是代表大众的认同，是社会的伦理和规范，人的精神境界如果不断接近社会大众的伦理，自己的底气就会越来越足，底气越足志向就会越来越坚定，志向越来越坚定，心就会越来越安宁。这样由外而内，把修身的外在行为内化为人的精神气质。在修身过程中，随着自身精神境界的提升，对其他的言辞的辨别能力就会越来越强，对其他言辞的辨别能力越强也会反过来坚定自己的志向。所以说，修心，定志，养气，知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那么为什么又可以知人论世呢? 这也是一个“心”的问题，材料11 就讲各种心对应各种性，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和各种心相反，人的性格就会和各种心对应的“四端”相反，而人的性格，无非是这几种。

　　各种人，只要拿各种性格一度，自然就会显示出来。但是“知人论世”虽然是建立在修心和“知言”“养气”之上，但人的性格是从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孟子显然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孟子非常重视社会实践，“知人论世”就是其重视实践的外现。材料 12、13、14 就讲了自己理想中的修心要达到的状态，即有“赤子之心”“仁”心和有“存”之心，即要达到纯洁无暇、有所执着的仁物爱人之心。统治者只要将此心由己及物地推广，就可以行“王政”,即材料 6 所说的“是心足以王”.所以说，孟子的文艺思想并非是“根植于性善和仁政”,而是根植于“心”,再到性善，再行王政。这一点，也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

　　战国是封建社会生长奴隶社会消亡的历史时期。按孟子本人的说法是： “春秋无义战”.其实何尝是春秋，战国也是战乱频繁。在孟子一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孟子要求推行王政是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当时是非各执，旧的伦理已崩溃殆尽，新的伦理尚未建立。天下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孟子此时认为只要推行“仁政”,百姓很容易就会归顺。那么孟子认为“仁政”是不能实行还是不想实行呢? “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 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 我不能，是不为也。故王之不王，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 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梁惠王章句上》) 可见，在孟子看来，不行王政并非不能，而是不为。不能是受制于客观条件，不为完全是人心作怪。那么正人心风俗，自然成为孟子的当务之急。孟子开出救除时弊的药方便是“修心”,通过修心认识到人性本善，人人可成尧舜。通过修心来坚定自己的志向和追求，以期实行王政。通过修心而提升自身的精神和道德境界，以求站在民众和维护统治的立场上推己及物，仁人爱物，以期风俗澄清。所以，究其全书，修心即全书主核，“知言”“养气”“仁政”是方法，“王政”是目的。他的文艺观也是统摄于这一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