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已故亲人的散文：忆伯父

　　伯父在世的时候，曾经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这是他给予我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他为什么要打我呢?因为我儿时太调皮，父母即使经常揍我，也无济于事。有一天，伯父从几十里以外的他家来到我家，听说我顽性不改，他大吼三声“你到底改不改?”我倔强地回答：“不改!”他突然扬起手掌，“啪”的一声，在我脸上用力地打了一耳光，我立刻感到脸上火辣辣地疼。但我没哭!这次挨打，让我终身难忘，我也并不怨恨他。1979年我高考前夕，他曾到学校送给我2元钱的零花钱。那时，2元钱也很值钱啊!

　　伯父的嗓门很大，他是那种“人未到，声已至”的人。在文革年代，他作为一个普通农民，居然熟背毛主席的《老三篇》，毛主席语录也能脱口而出，夹杂一些孔子、孟子的话，他说话几乎就是“广播体”，一套一套的，是农村典型的义务宣传员。他教训起人来，让你根本没有还嘴的机会，你只能洗耳恭听。时间一久，远近的人们就把他当作娱乐人物了，不一定认真听他讲什么，而只对他讲话的语气和姿态感兴趣。我最佩服伯父的是他嫉恶如仇，绝对不怕邪恶势力，那些欺软怕硬的坏人在伯父那里也要忌惮他三分。他的一身正气和洪钟一样的嗓门，可以把坏人震慑住。

　　伯父有个习惯，就是半夜醒了，他就开始说话，让别人也要说话，说得天亮了他就干活去了。他的精力补充方式，就是闲坐时打瞌睡，假寐或者真眯一会，他又精力旺盛了。直到他年逾古稀了，他仍然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问题在于他的一言堂有时候使家庭气氛太严肃，我的堂兄以及堂嫂，还有几个堂侄都有点受不了他的数落。为此，我那当中学校长的堂兄颇感郁闷，后来加上血吸虫病的侵害，他英年早逝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伯父家的一大变故，也是伯父的最大悲哀。此后，他虽然也爱讲话，但毕竟话少了。

　　伯父病故以后，我总觉得他的话语还在耳边嗡嗡作响。我至今还有点纳闷，他的过于爱讲话是不是语言神经特别兴奋?是那个时代造就了他的宣传员个性?是农村无处不在的“大喇叭”诱发了他的说话天赋?总之，他与众不同，从某种程度上比今天某些到处作报告的人更有口才，比讲师还要讲师，比政工师还要政工师，甚至不比于丹、易中天的口头功夫差!

　　可贵的是，伯父是一个劳动者，他不但干各种农活，还能无师自通地编织一些竹器用具，走村串户去换点儿零花钱。这表明，他不仅仅是会说话，更能劳动，他是言行一致的人，本质上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

　　清明节前夕，我写下这些文字，算是对伯父的一点纪念。

　　感谢你，伯父!你的那一耳光，把我打进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