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仪一直信赖这桩婚姻，也敬重徐志摩，这并非因他是才子诗人，而是因为他是兄长为自己挑选的夫婿。即便徐对她不理不睬，甚至无情地坚持要她去，她都尊重他为丈夫而听从他的安排。但张幼仪并非一味地逆来顺受，她有自己的家庭观。当徐志摩丢下怀孕的妻子不告而别，逃避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时，她骨子里的倔强和自尊也让她很快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对于一个不尽义务的丈夫、不履行责任的父亲、不孝顺的儿子，当然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

　　当然，同意离婚并带着幼子独自在德国生活并不意味着她因此成了一个新潮人物，她的想法和处事态度依然非常传统。张幼仪尤重“母职”，这与受过西学教育的陈衡哲、冰心在观念上十分相近。在德国时，曾有人向她示好，但是她认为在没有善尽母职之前不应改嫁他人。1953年，张幼仪嫁给在香港行医的苏纪之，再婚前她依照自己所受的家庭教育征求了兄长和儿子的意见。早已在美国学成的儿子手书云：“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儿子的理解和体谅足以让张幼仪欣慰。

　　张幼仪在处理家庭事务时非常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只能主内不能主外。她在经营自己的事业方面精明能干，处处表现不俗。定居上海后，她先在东吴大学教了一段时间德文，随后又受聘上海女子银行副总裁，同时还在南京东路经营一家名为“云裳”的服装行。当时张公权任中国银行副总裁，并主持上海各国银行事务，张幼仪管理的这家银行主要是帮助上海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做一些相对稳妥的投资，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她人头熟，又可以利用四哥的关系，因而能给银行带来信誉保证。至于“云裳”服装行，是她八弟张禹九和几个朋友投资的产业，徐志摩也有一些股份。这家店铺集成衣和定做于一身，常常以别致的设计吸引顾客。由于良好的人缘和人脉，许多人都来捧场。张幼仪很有经营头脑，在股市上赚了不少钱，徐老太爷后来也几乎将所有产业都交给她打理。在战争年代，张幼仪的生活也并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反而通过囤积军装染料赚了很多钱。　　如果“小脚”不光指那具体的“三寸金莲”，还包括一整套循规蹈矩、克己复礼的传统观念，那么，可以说张幼仪是裹着“小脚”踏上现代之路的。她有能力经营一家银行和一家服装行，有能力在股市上投资赚钱，却一直对徐家百依百顺，这是因为她认为自己对徐家有一份责任。她是在这些传统观念中长大的，不管后来她的生活方式变得多么西化，她都没办法放弃这些观念。在晚辈想弄清楚张幼仪到底如何看待她和徐志摩之间的感情时，张幼仪说：“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还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叫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