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钟声敲响，爆竹声就起了，一阵接一阵，此起彼伏，一直持续到天亮。我害怕响炮，每次都是躲在屋里、钻进被窝、塞住耳朵。那声音听了让人活不出去，由于害怕炮声，每年基本都是父母大人在院里笼旺火接财神。母亲会把我们姊妹两的新衣裳拿出去在火苗上烤一烤，便可上身。

　　天一亮，我和姐姐就穿上新衣裳出门拜年了。说是拜年，其实主要是为了挣压岁钱，那是过年最开心的时刻。我家在村里是小户，亲戚极少，一个当羊倌的姑父，一个堂叔伯姨姨。为了合理安排时间，我和姐姐事先在家就订好了路线。先是姑父家。一路小跑，进家就问好，然后虎视眈眈，静等掏钱。大人们不了解孩子的心，废话说上没完。不是问吃喝，就是问冷暖，我们哪有那心思听，更不想搭话。没有掏钱的意思，只能硬着头皮等。当时心中始终坚定一个信念——钱不到位，即使等到太阳落，我也要站在炕沿边。姑父看我两一来不搭话，二来站不稳，终于掏出了两块钱。我的天！这钱挣得真难。钱一到位，站在炕沿边也就没多大意义了，于是，匆忙赶到下一家。大年初一这一天，我和姐姐在本村每人常收入两块的压岁钱。

　　按惯例，母亲常在大年初六回娘家，家里的那辆“二八”自行车是我们娘儿三的座驾。我坐在大梁，姐姐骑在后衣架，20分钟就到了10多里地的姥姥家。姥姥村里的亲戚相对多点儿。一下车，我和姐姐顾不得太多，就挨家挨户的问好了。凡是十连九亲的都去，出了五福的也要登登门子，一个也不放过。至今跟亲戚朋友说起来还记得那件有趣的事儿。那是去一个堂叔伯舅舅家问好，头次去家里没人，二次去还是不在，只好又去了个第三次，终于把他逮住了。硬是又挣了五毛钱。不管多少，多多益善。也有那灰亲戚，可能看着孩子可爱，总得逗一逗，问完好就是不掏钱，非要让再问一遍，他们这做法让人讨厌。不过也难不倒我，只要最终给钱，再来就再来一遍。啊呀！有时为了挣到压岁钱，真能让哑巴子憋出话。姥姥的钱母亲不让要，说是岁数大了。我很懊恼，姥姥坚持要给，母亲推来推去。姥姥只能使出最后的绝招“你看你寡不寡，这是给孩子的，又不是给你的”，一句话说的母亲哑口无言。至今，我仍感谢姥姥，感谢这句致命的语言。这“好”能问的都问完，我和姐姐都能挣到10多块的压岁钱，按当时的经济水平，不算太多也不少了。　　至于初一上坟祭祖，那是大人们的事儿，跟孩子无关。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人们不再愁吃愁穿。平日里吃的、穿的胜过以前的过年。因此对年也不是那么期盼，年味儿渐渐变淡。年，似乎仅仅成了在外游子跟留守老人的分与合，聚与散！

　　一年又一年，我慢慢在长大，社会在飞速发展。

　　一年又一年，黑白电视机换成了彩电，似乎有年味儿的只剩下春晚。

　　一年又一年，复制着习俗，苍老了容颜。

　　一年又一年，回忆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