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市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曾指出：造成贫困人口的原因是他们获取收入能力受到剥夺以及机会的丧失;低收入是导致贫困人口获取收入能力丧失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全部因素，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系统的软弱无力、社会歧视等都是造成人们收入能力丧失的不可忽视的因素。由此可见，导致城市贫困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它是由一系列的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

　　1、转型时期企业结构调整，经济效益下降，下岗职工增多。造成失业或半失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当前正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劳动力供给量大于需求量，根据有关部门测算，“十五”期间抚顺市新增劳动力平均每年为2万人，今后10年将增至每年2多万人。二是新技术的应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就业机会相对减少;三是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给抚顺市就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四是体制性原因，国企改革进行结构性调整，必然要修改过去长期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大量富余人员;五是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经济效益下降。后两种为主要原因。

　　2、转型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根据抚顺市统计局资料表明截至2003年底抚顺市区只有42、926万人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49、595万人参加了失业保险，48、1204万人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2003年企业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大于收入，总收入为102727万元，总支出是1517114万元。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工伤保险、女工生育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中，只有女工生育和医疗保险总支出小于总收入。

　　3、城市中文化程度低、缺乏专门技能、年龄较大、缺乏自立精神的人员往往会落入贫困人口的行列。这些人其文化程度大都在初中以下，没有技术专长，原来多为生产一线的操作工人。另外，其年龄偏大，一般在40—50岁之间。贫困户家庭人口多，就业少。根据2003年对城市贫困人口的调查，10%的低收入户平均家庭人口为3.6人。城市中人口较多，就业者负担人数较多的家庭往往都是人均收入较低、人均消费支出较少且食品消费所占比重(恩格尔系数)较高的低收入户，特别是最低收入户，城市贫困人口也就产生于他们中间。还有相当一部分因病残致贫，医疗费没有保障，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4、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抚顺市与其他城镇一样，几十年来因劳动力的行政配置和工业项目的重复建设形成了大量的企业富余人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加快调整，企业改革加大力度，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从而使企业富余人员的隐性失业状态逐渐显性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更进入了下岗和失业的高峰期。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就业岗位的增量增长趋缓。下岗人员按规定领取的最低工资或基本生活费，失业人员领取的救济金一般只有每月100多元到200多元，比在岗职工工资下降较多，这就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按其家庭人均收入水平降至抚顺城市贫困线标准以下，从而成为城市贫困人口。

　　5、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集中地显现出来，致使它们中的很大部分目前经营困难，效益下滑，影响了职工工资收入和福利水平，导致城市低收入面扩大，使部分职工的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低于抚顺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从而成为城市贫困人口。这种情况在抚顺市的厂办集体企业经济单位表现尤为明显。如果分行业看，则在矿区、建筑和商业等行业中更加突出。无论是国有和集体单位，还是矿区、建筑和商业等行业，一般都是社会上沿革时间长、历史包袱重的部门，同时又大多属于体制改革难、结构转换慢、市场竞争能力低、企业经济效益差的部门。再加上社会上收入分配调节不力，收入差异过大，因此，在这些地方职工平均工资低，离退休人员多，单位保险福利费的绝大部分要用于非在职职工，这就不能不显著影响到这些部门在职职工的收入和福利水平。

　　6、城市中的某些特殊类型的家庭也易于产生贫困人口。一是所谓“农转非”家庭，即由于国家重点工程或城市建设占地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使原来从事农业的农民转为非农业的城市居民。这些人原以农业为主，转入城市后因自身文化和技术条件的限制，难以就业或是只能从事收入较少的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一些老人，往往会陷于贫困。二是城市中的农业户，由于采煤沉陷丧失土地，又不能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生活极度贫困。三是家庭多个成员都在同一个部门、单位或行业工作，而当这一部门、单位或行业不景气、收入减少时，整个家庭便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四是所谓“有缺陷”家庭也易于陷入贫困。这包括有丧偶离异家庭(尤其是妇女丧夫或离异的家庭)、不良家庭(家庭成员好逸恶劳、打架斗殴、违法犯罪等)、残疾人家庭和健康状况不好的家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