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报修鲍昌宝博士的“中国新诗研究”课时，尽管是明显的一厢情愿，但在后来的接触中，我暗自庆幸自己当初选择的正确性，甚至想站在世界的制高点上大喊，选吧，朋友们，没有什么课比这更精彩的了！当然，这并不带着一丁点的煽情色彩。

　　我们生存在一个“破碎的时代”，物质的横行以及人的自由的不断丧失，人的灵魂不断地被切割，人的精神不断地流亡。而当代的大部分诗人将写作深入到抗卫诗歌尊严的腹地，尽管避免不了流泪、伤痛以及永无休止的战争，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诗歌日益趋向边缘化的状况，为诗歌找回了最后的尊严。而鲍博士的诗歌研究课堂正是以解构诗歌、重新塑造诗歌精神，理解人的生存状态、社会和生命的意义，为找回诗歌的最后尊严提供了可能的滋生环境。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块属于诗歌的领地，“每个生命都有诗的渴望”。诗歌表现的是情绪本身，每个人只要有情感，就渴望诗意的生活，渴望向世界说出自己内心的喜悦、忧伤和愤怒，于是便诞生了一种处于朦胧状态的诗歌，这种诗歌也是真实地反映个人内心的某个世界的。为了更好地传承诗歌的核心精神，就要求诗人们应该有一定的“文学抱负”。秘鲁小说家略萨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一书中提到：“献身文学的抱负和求取名利是完全不同的。”当世俗的成功充斥着世界的每个角落时，在世人看来，诗人们对于诗歌领地的固守就显得多么的孤独与可笑。但又恰恰是这样的一种“文学抱负”，使诗人们总是试图从现有的破旧的秩序中走出，去寻找新的创作精神，去找回诗歌的最后尊严。

　　对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鲍博士给我们讲了戴望舒、罗门、江非等诗人以双重身份在诗歌王国里流浪的状态。他在分析台湾诗人罗门的独立的诗歌体系时就说到，传统的田园山水式的生存环境是第一自然，平静、和谐、单纯的生命形式是它的体现，它是以人类物质的贫乏和人的不自觉为前提的。“当工业化商品化大生产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时，人类便以都市型的生存环境为第二自然。人类于是和第一自然疏远了，它以动乱、紧张、复杂和焦虑为生命的基调。”在第一自然中，尽管物质贫乏，但我们更容易形成独立的超脱的个性特质。而在第二自然中，由于都市对个体意识和物质生活的肯定，“生命的丰富性、戏剧性和多元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现代诗人只有通过对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观察、体认、感受经过心灵的转化、升华和重组而形成具有超越性和充满了美感的更为真实与广阔的第三自然。这与罗门在《我的诗观与创造历程》中所说的：“在我看来，它已成为一切完美事件的镜子，并成为那绝对与高超的力量，帮助我们回到纯粹生命的领地。”是多么的吻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