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我偶然想到的命题，而是我几十年来一直思索的命题。它起源于我的老家一位“著名”的人物身上，到现在，我仍为那“著名”人物的行为所困扰，一直找不到答案。这著名人物——恕我冒昧，没能记住他的名字，因为根本就没人告诉过我他的名字，只记得他有一个不俗的外号——“崔大先生”，也有一个不雅的外号——“崔大吭哧”。

　　我认识“崔大先生”是一九八三年的深秋，那时我任公社农业助理。一连几天的低温之后，公社党委崔书记有些着急，他要我陪他去饮马河沿岸的甸子地走一走，看看庄稼的成色，来到了西孟家。当从国堤上下来走到西孟家后屯的时候，崔书记指着两间低矮的草房对我说：“这住着一位‘大先生’。走，咱们到‘大先生’这看看，跟他唠唠今年的灾情。”崔书记一向是我敬仰的长者，是位有知识有修养的老教员。他偶然提起什么“先生”之类的话，让我一头雾水。

　　跟着崔书记走进低矮的茅草房，只见里屋炕上坐着一位能有六十多岁的老者，这老者长得瘦小，只有一颗长长的门牙与“大”字沾边。不用崔书记介绍，我知道他就是崔书记要拜访的“大先生”。大先生与崔书记很熟，他们很快攀谈起来。“崔大先生”拿来他观测到的星象图来给崔书记和我讲，他讲的头头是道，这更让我不知他的深浅。最后，他告诉崔书记：“今年是个大丰收年，历史上没有。明年是个灾年，历史上也少有。”崔书记一听明年是灾年，不无担心地问道：“明年是什么灾？”“崔大先生”断断续续地回答道：“什么灾说不准，到明年正月了（lǎo），就能看出来。”

　　“崔大先生”的话我不信。但后来的实际情况告诉我，“崔大先生”的预测一点都没错。一九八三年大丰收，包产到户来个开门红；一九八四年先是春旱，后是早霜，粮食大减产。从此我对“崔大先生”关注起来，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