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特有的语言，那么汪曾祺真的是泡茶馆来涨学问的?

　　泡茶馆，涨学问

　　江南人冯时可入云南时，看滇西清泉，感叹此地苍山洱海绝境，但寺无好茶，辜负了大好的日月。同是江南人，徐霞客则在云南发现了独特的饮茶风范。

　　多年后，他们的同乡人汪曾祺，在茶里找到了另一个乐园。他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学问与才情是在昆明茶馆里泡出来的。

　　泡茶馆对联大学生有些什么影响?答曰：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联大的学生自然也是贤愚不等，但多数是比较正派的。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笼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的穷困，并不颓丧灰心，这跟泡茶馆是有些关系的。第二，茶馆出人才。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只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挟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讲师的《哲学概论》期终考试，我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答好了再交上去的。联大八年，出了很多人才。研究联大校史，搞“人才学”，不能不了解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发生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汪曾祺是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读书的，然而他逃课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多。学生逃课，有损老师尊严，系主任朱自清比较上火，经常点卯，事后经常严厉批评逃课学生。文学教授闻一多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期末考试，照样给高分。因为汪确实有才。有一次，他给人代写文章交差，闻一多不知情，大声评价说，这文章比汪曾祺写的都好。

　　逃课的原因，一是为了读书，一是为了喝茶。这种生活，昆明人叫“坐茶馆”，汪曾祺按照北方叫法称为“泡茶馆”，“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

　　泡茶馆是联大学生对本土茶生活的命名。因为他们往往在茶馆待的时间更长，更久。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翥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汪曾祺住在民强巷，离他很近的一家茶馆叫“广发茶社”，是广东人开的，他经常去，印象深刻，所以记得字号。

　　另一家茶馆则是蔡元培、鲁迅、周作人的绍兴老乡开的。汪曾祺等人囊中羞涩时，常打发学生中的绍兴小老乡去找店老板借钱，到手之后，直奔南屏电影院。进入昆明茶馆的，除了联大学生，还有相士、“马锅头”，做小买卖的商贩，还有“唱围鼓”的。与胡适、陈独秀等人“打茶围”不同，汪曾祺观察到昆明茶馆里的“唱围鼓”和舒新城观察成都茶馆里的“打围鼓”，表演的背后，都指向生存的压力，茶馆要借此招徕生意，表演者要从中抽取钱利，维护生存。

　　在西南联大，只有沈从文的课，汪曾祺不逃课，而沈氏对他也青眼有加，亲自指导小说写作，帮忙联系发表文章，求人提供饭碗，师生间因此引出了一段佳话。茶馆里喝茶读书之外，顺手写个文章啥的，自然不在话下。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巴金的《憩园》都是在茶泡中诞生的，汪曾祺说：“我这时才开始学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他说的这家茶馆在文林街，大学二年级时，曾经常跟两个外文系的同学泡在这家茶馆，“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一语。”

　　抗战时期，学生在茶馆似乎是一个典型。跟汪曾祺同年出生的唐德刚在重庆沙坪坝读书时，也坐茶馆，四年大学，“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茶馆里喝‘玻璃’喝掉的。”唐德刚观察下茶馆生活如在眼前：

　　那些茶馆都是十分别致的。大的茶馆通常台前炉上总放有大铜水壶十来只;门后篱边，则置有溺桶一排七八个。在水壶与溺桶之间川流不息的便是这些蓬头垢面、昂然自得的、二十岁上下的“大学者”、“真名士”。那种满肚子不合时宜的样子，一个个真都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再生，稍嫌不够罗曼蒂克的，便是生不出苏、柏二公那一把大胡子。诸公茶余溺后，伸缩乎竹椅之上，打桥牌则“金刚钻”、“克鲁伯”，纸声飕飕;下象棋则过河卒子拼命向前……无牌无棋，则张家山前，李家山后;饮食男女，政治时事……粪土当年万户侯!乖乖，真是身在茶馆，心存邦国，眼观世界，牛皮无边。

　　这群泡茶馆的人看起来一副闲得蛋疼、虚度光阴的样子。但唐德刚后来总结说：“笔者在海外教书，算来也二十多年。所参加的各种民族，各式各样的学术讨论会，也为数不少。但是那些‘会’就很少比我们当年沙坪坝上的茶馆seminar更有才气，更富智慧。”

　　他认为当年那些才气纵横的沙坪坝旧侣，本质上也是精英人才。如唐德刚在这段泡茶馆的生活，就自己总结出一套治学方法，他颇为自得的说：“笔者之所以不惮烦，把自己这篇上不得台盘的茶馆作文也重叙了一大遍，主要是我觉得，那时我们沙坪坝茶馆里一群二十上下的臭皮匠谈的‘学问’，似乎已经突破了胡适之先生所倡导的‘治学方法’的框架了。”

　　唐德刚当年选修“文字学”，从一个“县”字出发，最后写出一篇《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很受顾颉刚的看重，顾氏也曾对他勉励有嘉，要他“多治商史”。唐德刚是有本钱说这话，他晚年专攻口述史，成为一代大家，史学上的成就自然非胡适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