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汪曾祺读书时,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的特殊生活,下面就是小编收集他的散文《泡茶馆》原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本地原来似无此说法,本地人只说“坐茶馆”。“泡”是北京话。其含义很难准确地解释清楚。勉强解释,只能说是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泡蘑菇”、“穷泡”,都有长久的意思。北京的学生把北京的“泡”字带到了昆明,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便创造出一个新的语汇。“泡茶馆”,即长时间地在茶馆里坐着。本地的“坐茶馆”也含有时间较长的意思。到茶馆里去,首先是坐,其次才是喝茶(云南叫吃茶)。不过联大的学生在茶馆里坐的时间往往比本地人长,长得多,故谓之
“泡”。
有一个姓陆的同学,是一怪人,曾经徒步旅行半个中国。这人真是一个泡茶馆的冠军。他有一个时期,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泡着。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夹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
昆明的茶馆共分几类,我不知道。大别起来,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大茶馆,一类是小茶馆。
正义路原先有一家很大的茶馆,楼上楼下,有几十张桌子。都是荸荠紫漆的八仙桌,很鲜亮。因为在热闹地区,坐客常满,人声嘈杂。所有的柱子上都贴着一张很醒目的字条:“莫谈国事”。时常进来一个看相的术士,一手捧一个六寸来高的硬纸片,上书该术士的大名(只能叫做大名,因为往往不带姓,不能叫“姓名”;又不能叫“法名”、“艺名”,因为他并未出家,也不唱戏),一只手捏着一根纸媒子,在茶桌间绕来绕去,嘴里念说着“送看手相不要钱”!“送看手相不要钱”——他手里这根媒子即是看手相时用来指示手纹的。
这种大茶馆有时唱围鼓。围鼓即由演员或票友清唱。我很喜欢“围鼓”这个词。唱围鼓的演员、票友好像不是取报酬的。只是一群有同好的闲人聚拢来唱着玩。但茶馆却可借来招揽顾客,所以茶馆便于闹市张贴告条:“某月日围鼓”。到这样的茶馆里来一边听围鼓,一边吃茶,也就叫做“吃围鼓茶”。“围鼓”这个词大概是从四川来的,但昆明的围鼓似多唱滇剧。我在昆明七年,对滇剧始终没有入门。只记得不知什么戏里有一句唱词“孤王头上长青苔”。孤王的头上如何会长青苔呢?这个设想实在是奇,因此一听就永不能忘。
我要说的不是那种“大茶馆”。这类大茶馆我很少涉足,而且有些大茶馆,包括正义路那家兴隆鼎盛的大茶馆,后来大都陆续停闭了。我所说的是联大附近的茶馆。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翥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
从联大新校舍,往东,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翥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小茶馆,只有三张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茶具也是比较粗糙的,随意画了几笔兰花的盖碗。除了卖茶,檐下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即湖南人所谓的凉薯),这也是卖的。张罗茶座的是一个女人。这女人长得很强壮,皮色也颇白净。她生了好些孩子。身边常有两个孩子围着她转,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她经常敞着怀,一边奶着那个早该断奶的孩子,一边为客人冲茶。她的丈夫,比她大得多,状如猿猴,而目光锐利如鹰。他什么事情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却捧了一个大碗喝牛奶。这个男人是一头种畜。这情况使我们颇为不解。这个白皙强壮的妇人,只凭一天卖几碗茶,卖一点草鞋、地瓜,怎么能喂饱了这么多张嘴,还能供应一个懒惰的丈夫每天喝牛奶呢?怪事!中国的妇女似乎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
由这家往前走几步,斜对面,曾经开过一家专门招徕大学生的新式茶馆。这家茶馆的桌椅都是新打的,涂了黑漆。堂倌系着白围裙。卖茶用细白瓷壶,不用盖碗(昆明茶馆卖茶一般都用盖碗)。除了清茶,还卖沱茶、香片、龙井。本地茶客从门外过,伸头看看这茶馆的局面,再看看里面坐得满满的大学生,就会挪步另走一家了。这家茶馆没有什么值得一记的事,而且开了不久就关了。联大学生至今还记得这家茶馆是因为隔壁有一家卖花生米的。这家似乎没有男人,站柜卖货是姑嫂两人,都还年轻,成天涂脂抹粉。尤其是那个小姑子,见人走过,辄作媚笑。联大学生叫她花生西施。这西施卖花生米是看人行事的。好看的来买,就给得多。难看的给得少。因此我们每次买花生米都推选一个挺拔英俊的“小生”去。
再往前几步,路东,是一个绍兴人开的茶馆。这位绍兴老板不知怎么会跑到昆明来,又不知为什么在这条小小的凤翥街上来开一爿茶馆。他至今乡音未改。大概他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情绪,所以对待从外地来的联大学生异常亲热。他这茶馆里除了卖清茶,还卖一点芙蓉糕、萨其玛、月饼、桃酥,都装在一个玻璃匣子里。我们有时觉得肚子里有点缺空而又不到吃饭的时候,便到他这里一边喝茶一边吃两块点心。有一个善于吹口琴的姓王的同学经常在绍兴人茶馆喝茶。他喝茶,可以欠账。不但喝茶可以欠账,我们有时想看电影而没有钱,就由这位口琴专家出面向绍兴老板借一点。绍兴老板每次都是欣然地打开钱柜,拿出我们需要的数目。我们于是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迈开大步,直奔南屏电影院。
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汪老的文章。并不因为他是名人,是心里很想很想。
从未见过汪老,只听人说,他身高不够七尺,是个很不起眼的老头儿。这让我感到很高兴。因为,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不起眼的人,往往有很强的内在力量。有这种感觉的人,不止我一个,还有一个刘恒。他在《冬之门》里写了一个复仇故事——最后把土匪头子杀了的,不是大块头的英雄,而是最没能力杀人的一个厨间的委琐的饭夫。《冬之门》让我一夜没睡好,我感到人是高贵的,因为人是生物界中唯一不靠体力取胜的动物。
我固执地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文章与他本人应该是一种宿命关系。汪老的文章很小却有大的内力;他本人便不应该驴高马大、张牙舞爪,悄然而柔韧地生活写作,于他于他的读者,都惬意。
我爱读汪曾祺到了这般情形:长官不待见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见不待见有屁用;辣妻欺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心地释然,任性由她。在我的办公桌上,内室的枕畔,便均备放一本汪曾祺。
汪老的文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盖因汪老的文章不浮、不滑,有一种滋润生命的温暖。
读汪老读得久了,竟幻化出这样一种情景:
在一个古旧的小木屋里,有一只用泥抹的小火炉,围炉坐着汪老和我。汪老是一个爱讲故事的老人,我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孩童。炉中无声地闪着橘黄色的光,照得爷儿俩的脸也一片橘黄。汪老平静地讲他的故事,故事也无大的波澜。他的故事讲得脉络清晰,里边的人物即便是丑角也有几分妩媚,即便是惊天悲哭也有间歇中的微笑。这使你感到,他不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而是在叙说自己的生活经历。见我听得很专注他便说:
“你看,人活着,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啊!”
见我不吱声,他以为我没听懂,便用绵温的手抚一抚我的头,“不必想它了”。他不强迫我懂,其实,我早已懂了。继续听他讲下去。到了后来,那个火炉与汪老竟成为一体了。
这一幻境,其实就是读汪老文章的感觉的具象。他不强迫你读懂他,他不强迫你接受他,你却被他感染,甘心情愿地接受他。正如那悄然冒着橘黄色火苗的火炉,它不强烈地炙烤你,你却感到了抚到心尖上的温暖。
如果人有颜色的话,汪老便是橘黄色的。他的故事,有一个总的主题:便是人活着是一种有意思的事。
汪老很尊重他的读者。汪老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人生境界的深厚,使他不愿展示伤疤,以逞英雄豪气;不愿发小我激情,以臧否纷繁大千,而是取与读者平等的角度,娓娓地跟你谈些什么,使人心灵的毛孔张开,需要的便是这种娓娓的气氛。这娓娓的情调,会给心灵以滋润。猛火给人以表皮的刺痛,文火才把温暖滋润进骨髓。汪老乃大睿智也。
汪老很尊重他笔底的人物。他把笔下人物当作自己的友人,而不是一任笔尖拨动的玩偶。他爱他的人物,不忍心糟践他们。因为,在朋友眼里,友人只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短处,却没有大恶丑——
那个行医的王淡人先生(《钓鱼的医生》),痴迷垂钓,爱做傻事,傻到竟把抽烟的病人接到家里,管治病,管吃喝,却不取分文。感于他傻事仗义,汪老在小说的结尾,写了这么一句:你好,王淡人先生!
这是在写小说么?这声你好,非经年老友不说出口啊!
还有在《八千岁》中写宋侉子。宋侉子是个混迹江湖的马贩子,乃俗鄙之人。花钱住在情人家里,“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爱得天昏地暗。情意正酣,钱袋却瘪,宋侉子怎么办呢?汪老写道:
(宋侉子)就说一声,“我明天有事,不来了”,跨上踢雪龙骓骏马,没影儿了。在一起时,恩恩义义;分开时,潇潇洒洒。
这俗人身上的一股超然大气,一些正人君子能望其项背么?
所以,汪老的文字,虽然平静,却是真性情之作。真性情,是一种温暖的东西,浑然地滋润到读者的心里去,便是极自然的事。
索性直接说,汪曾祺是个善写人性的作家,是一个(在当代作家中甚至是唯一)能把人性写得是那么回事的中国作家。
“人间送小温”,这是汪老说的。这便是汪老文章使人感到温暖的根本。
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己心温暖,则世间温暖。这就是王老给我们最深的启示了。
你好,汪曾祺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