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我就知道王维翰其人。

　　1991年，全国搞了一次农村社会主义路线教育运动，我被抽调到社教工作队，到景泉乡最南的蓆芨滩村蹲点，组长是乡政府的驻村干部。有一天，他问我：

　　“小马，你是啥学历？”

　　“师范生”。

　　这时他无不自豪地说：“我的女婿也是小学教师，不过人家已自学拿到了本科文凭。”我问谁？他介绍说叫王维翰，“你知道不？”我摇摇头。“年轻人，要学哩，我女婿就在我们庄上，从小喜欢读书，到现在工作了，一有时间就看书，从不到外面闲转。你一个年轻娃娃，总不能就一个师范水平就满足了！”

　　自此，“王维翰”三个字在我心里留下了印象。

　　后来，我调到巉口学区，有一次到学区办事，经过巉小的会议室，看到一位老师正在里面一笔一画地练习毛笔字，那神态确实入迷了，丝毫没有发现我们，我问身旁的老师他是谁？他告诉我，是巉小的教导主任，叫王维翰。

　　记忆倏忽苏醒。我细细打量了一番，长得很规矩，像他的毛笔字，一丝不苟。他还絮絮叨叨地讲起了维翰的一些事。师范学校毕业的维翰最初分到条件十分艰苦的松川学校，山高坡陡路窄，出山进山太不容易。他的父亲做了半辈子乡领导，认识人，把他活动到县政府干勤杂，先让他过渡一下，不到一年时间，维翰死活不去了，问之，答曰：干不了侍候人的活。父亲嫌他烂泥糊不上墙，很是不满，发誓再也不管他了。我听了很是诧异，多少人削尖脑袋往政府部门钻，侍候领导一两年，到乡镇上都提拔成科级干部了，教育上混一辈子，有几个升成科级的呢？心里默默地骂他“超怂”（定西方言，傻子的意思），莫非他的头叫驴踢了还是被门夹了，也可能进水了。别人是揣着票子提着礼，寻找路子从乡下调到城里，他是要求从城里返回乡下。我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