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功能性文体,墓碑文有相对固定的内容和形式,成为一种社会交际的应酬性文字。王安石在创作此类文章时一直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实录原则。据实书之,这是古来一条重要的原则。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有一则记载:“(王安石)作文通(沈遘)墓志,遂云:‘公虽不尝读书’,或规之曰:‘渠乃状元,此语得无过乎?’乃改‘读书’作‘视书’。”可见,王安石认真严肃的写作态度以及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笔法。二是行道原则。在《学士书》中王安石明确表示:炫耀子孙、官职之类俗套毫无意义,而应该以“行道”来作为荣耀的标准,即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适足以为父母之羞。”但是,王安石并非“任理而无情”,在他的墓碑文作品中,有很多以情行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文章。这些文章让我们看到,在王安石这样一个以刚毅果敢的政治家、学养深厚的思想家形象著称于世的人物笔下,也有情深意长、哀婉真挚的一面。

　　一、为亲情、友情寄托哀思

　　王安石是个既重友情、又重亲情的人。在悼念友人的墓碑文中,发抒了对友人深切的哀思、怀念、同情与惋惜。

　　王令,字逢原,是北宋中期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王安石为悼念王令结撰了一篇墓志铭,就是后来他自己所说的“此于平生为铭,最为无愧”(《与崔伯易书》)的《王逢原墓志铭》。文章以强烈的感叹和议论起笔,首先引用《孟子·梁惠王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的话对“士”下了定义并加以阐发,认为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是古代所说的“士”,然后引出王令,叙述与之相交、相崇、相知的过程和心情,对王令的文章、节行给予高度评价,从而与前文相呼应,把王令提到了和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平起平坐的地位上,可见王安石对王令的厚爱深情。情愈深,痛愈重,恨愈长,最后一段铭文直指苍天,反复悼惜,不胜凭吊之思,已然凄凉欲绝。前两段几纯以议论行之,低回太息,文思倍加沉郁。

　　站在哲学思想的高度上评价墓主,是王安石志友人的独特深刻之处所在。王安石为挚友王回所作的《王深甫墓志铭》体现了这一特点。此文起首即举王回生平,学问文章行治一括而尽,通篇纯发议论,把王回和孟子、扬雄这样的古代圣贤作比较,以圣人之有传衬王回之无传,以圣人之有知(己)衬王回之无知(己),不仅把对王回的评价提升到古代圣贤的高度,而且见出王安石对友人早逝的痛惜之深。对这篇文章,茅坤评曰:“通篇以虚景相感慨,而多沉郁之思。”吕留良亦评曰:“曾、王之文深挚,如此篇言世无真知,说来真有千载之痛。”

　　又如,《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着重阐述常秩的道德品行,称赞他“违俗而适己,独行而特起”的独立人格,对他的去世表现出深深的哀悼之情。在友道衰颓的现世里,王安石原本就“知音四海无几人”、“阳春白雪和者少”,而他的故友、知交们一个个的先他而去,他的感情是犹为沉重的。情动于中而发于言,因此,他为友人撰写的墓碑文常常是言辞质朴而悲戚,情感真挚而动人。

　　王安石为亲人写墓碑文,在简略概括其一生事迹时,多从学问、德行、孝友、才能的角度给予高度评价,或摧割呼号,不胜其悲,或入以深情,出以淡笔。

　　长兄王安仁于皇祐四年四月病故,王安石有诗悲悼:“百年难尽此身悲,眼入春风只涕洟”(《宣州府君丧过金陵》)。在墓铭中,着重推介其兄学问完好,德行高尚的特点,一开始就说:“先生七岁好学”,“读书二十年”,紧接着便加以展开:“先生学完行高,江淮间州争欲以为师,所留辄以《诗》、《书》、《礼》、《易》、《春秋》授弟子。慕闻来往者往往千余里,磨砻淬濯,成就其器,不可胜载。”(《亡兄王常甫墓铭》)通过江淮各州争相请兄为师以及慕名者不远千里而来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兄长的确是“学完行高”的有德之人。这既是王安石着力揄扬其兄的地方,又为下文的感叹埋下了伏笔。一连两个“呜呼”,饱含悲情,慨叹其兄有道德而不见于天下,有文章而不得传,有母有弟而不得于生,无限凄切,一字一泪。最后一段接连呼号“痛其有已邪!痛其有已邪!”,“呜呼,酷矣!极矣!”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王文濡云:“就传不传,而孳衍成文,一唱三叹,饶有馀音。”茅坤云:“荆公以兄常甫才而不遇,故特于文章虚景相感慨,令人读之有余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