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王安石的书法传承与题壁的关系分析

　　书法有过人之处，可资以炫耀者，题壁行为一般较多，所以，一手飘逸的好字，是题壁的资本。王安石传世诗文中有大量的题壁之作，同时代的人及稍后的人也有很多王安石题壁故事记载。在考察其题壁现象的同时，不免令人联想到与书法的关系，虽然王安石的书法真迹基本绝灭，但据零散的文献记载，知其书法必定有值得圈点的地方。日本学者内山精也曾著文考述、辨析王安石的书法：王安石的书法真迹几乎没有流传，而且书法史也很少提到他的作品，主要原因是王安石身后很长一段时期对他的妖魔化宣传导向所致。在中国，讲究文如其人、书如其人，对书法的传统评价往往直接联系到对书法家的人物评价。南宋后，随着王安石声价的降低，收藏者由于安全和升值期望的考虑，必然会有选择性淘汰，所以，到南宋中期时，社会上就已经较少能见到王安石的书法真迹了[1]474-476。

　　一、被妖魔化的王安石

　　由于党同伐异的缘故，有关王安石最原始的资料或有意“遗失”，或极尽扭曲，但把这些零散的历史记忆串联起来，并将主观色彩尽可能地删除，之后我们会发现，王安石不仅在政治上、文化上多有成就和贡献，而且隐约还可以感知这是一位人情、人性均很正常的智慧的历史人物。

　　历史上对王安石愈演愈烈的妖魔丑化可谓不遗余力，甚至涉及到生活细节的方方面面，姑论及一二。

　　容貌猥亵：古人讲表里如一，即言身体、服饰的整洁预示着身心的健康。朝廷百官面前的王安石不事清洁，衣服垢污，囚首丧面，虮虱毕现，如何率领朝纲、为人表率?如“不喜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2]154。如“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3]230-231。再如朝见时“虱自介甫襦领而上，直缘其须”[4]489。真若如此，不知王安石怎样步入朝纲、君臣共处、指点江山?个人修饰虽属于一己私事，但作为社会公共交往，得体是最基本的要求。诸多记述皆言王安石生活简率、不拘小节，言语之间多有贬损，皆可视为政敌之间的妖魔化攻击，绝非客观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大可不予理会。

　　行为草率：《避暑录话》云：“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5]2583《道山清话》云：“黄庭坚尝言：‘人心动则目动。’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6]2946此二记亦言荆公浮躁，心神不定。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皆显露奸臣模样。行为如此，文章亦然：“王荆公作文，落笔便古;王荆公论诗，开口便错。何也?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执，故琢字选词，迥不犹人。”[7]167因“天性拗执”，故遣词造句都“迥不犹人”，故“落笔便古”、“开口便错”。再以下棋为例，棋品之低劣，似印证了其人品的不健全。

　　王安石诗有句云：“垂成忽破坏，中断俄连接。”[8]李壁注引《遁斋闲览》的攻击言辞如下：“荆公棋品殊下，每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其势将败，便敛之曰：‘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与叶致远敌手，尝赠叶诗，有‘垂成’、‘中断’之句。是知公棋不高。诗又云‘韩输’、‘误悔’，是又未能忘情于一时之得丧也。”敌者断章取义，仍套弄王安石遇事浮躁的谣传，所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皆此也。

　　王安石诗集中有多首咏棋的诗，从诗句中看得出，他不但精通棋艺，还常将棋理喻人生。若“北风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与君棋。明朝投局亦未晚，从此亦复不吟诗”(卷四十八《对棋呈道原》)，特定的气候下，“清坐”、“投局”、忘我，模糊了时间界限，连饮酒赋诗都遗忘在脑后。卷四十一《棋》云：“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成。”李壁注云：舒王在钟山与道士棋。道士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无所争。故能入于不死不生。”公笑曰：“此特棋迷也。”怎么看也看不出他不爱棋、不懂棋①。

　　王安石不但爱棋、懂棋，还能从容自如，潇洒笑对输赢。卷四十二有《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李壁的注形象地再现了诗中的故事：荆公在钟山下棋时，薛门下与焉，赌梅花诗一首。薛败而不善诗，荆公为代作。今集中所谓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宦达，出知金陵，或者嘲之曰：“好笑当年薛乞儿，荆公坐上赌梅诗。而今又向江东去，奉劝先生莫下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赌梅诗输罚松声诗》亦记：“王文公居钟山，尝与薛处士棋，赌梅诗，输一首。”知棋亦荆公平常之消遣。

　　政敌视变法为祸国殃民，变法的祸端是王安石的躁进，而王安石躁进的根源是其性格上的缺陷以及其阴险、晦暗的心理。前者可由书法、下棋等这些生活的细节末端相印证，而后者在王安石的衣饰方面暴露无遗，外表是内在的端现。从这两个层面攻击的依据其实是一个，即人的品质会体现在所有的细枝末节，所谓文如其人、书如其人，棋品如人品，以貌取人等，皆此之谓也。

　　郑行巽《王安石生活》述贡父因和安石论新法，不便，有一次曾出判泰州，有《题馆中壁》一首诗道：“壁门金阙倚天开，五见宫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沧海去，却从云气望蓬莱。”这首诗分明是对于在朝之人，似有不满的意思。安石见了，却夷然不以为意，并讽咏之，又写在扇子上面[9]68。从中可见其大度，其从善如流。

　　管成学《宋代的科技与改革初探》[10]389曾列举荆公同时代人的评语：刘世安：“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人素尊之。”“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元城语录》卷上)。黄庭坚：“予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十)王严叟：“天下盛推王安石，以为必可致太平。”(《安阳集》《忠献韩魏王别录》)司马光：“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尽觉中肯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