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赏析

　　大致在魏晋以前，以儒家学说为核心，中国人一直相信人类和自然界都处于有意志的“天”的支配下。这一种外于而又高于人的个体生命的权威，在东汉未开始遭到强烈的怀疑。于是就迎来了个性觉醒的时代;在文学创作中，相应地有了所谓“人的主题”的兴起。但个性觉醒，既是旧的困境与背谬的结束，又是新的困境与背谬的发现与开始。首先，也是最基本的，就是有限的个体生命与永恒的宇宙的对立。诗人们不断发出哀伤的感叹：“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自顾非金石，咄唶令人悲”(曹植《赠白马王彪》);“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咏怀诗》)。人们在自然中感受到的，是无限存在对有限人生的压迫。

　　但是，即使说困境与背谬注定要伴随人类的全部进程(这是一个存在主义的观念)，在不同的阶段上，人还是要寻找不同的解脱方式。哪怕是理念上的或者是诗意上的，人也要发现一种完美的生命形态。所以到东晋末，在玄学的背景中，陶渊明的诗开始表现一种新的人生观与自然观。这就是反对用对立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相反地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性，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在他的这《饮酒》第五首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而优美。凭着它那浅显的语言、精微的结构、高远的意境、深蕴的哲理，这首诗几乎成了中国诗史上最为人们熟知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