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既然如此陶渊明为什么还要出来做官?

　　就陶渊明的本性和个人的追求来说，他确实是不慕荣利和忘怀得失的;也是由衷地酷受自然山水，向往田园生活的。可是，他是一个封建时代的读书人，是从祖祖辈辈就接受过正统的儒家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他那热爱学习，性喜读书的习惯几乎与他的生活相始终，尽管处于极为贫困艰难的环境下也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是他的喜好，实际上也反映了他的精神追求。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读书不仅仅是个人的爱好，而且是学好本领，充实自我的唯一途径。因为那个时代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往往是工匠所为，受到轻贱，除了儒家典籍和史籍典章制度之外，作为读书人来说似乎没有更多的学习内容了。而那时的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和机会是非常单一的，那就是从政做官，来实现其济苍生，安社稷等政治理想和为国建功立业的人生追求。而且，官做得愈大，实现自己的抱负和自身价值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能实现其从政做官的愿望，这就需要有真正的本领和必要的文化知识，当然更重要的是强有力的社会关系，通过各种方式(举荐、证辟以及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学而优则仕”几乎是封建知识分子从政的重要目标。

　　一个读书人决不可能无目的、无追求地去读书学习，一般都有明确的指向性——从政做官。“余岂瓢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可以说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陶渊明遍涉各类书籍，“游好在六经”的奋斗，虽不能说他学习的目标只是为了从政做官，但至少不会排除从政意念的。自称“少时壮且厉”，“猛志逸四海，骞翻思远责”、“或大济于苍生??病奇名之不立??”(《感士不遇赋》)，这种壮且厉的志趣，思远飞高举的追求，济苍生的宏愿，慨叹不遇和奇名不立的苦闷，不正表明陶渊明的从政和为官首先考虑的是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的宏伟目标吗?与他质性自然“不慕荣利”和“性本爱丘山”的喜好并不悖离，只是他人生追求多面性中的重要侧面而已。有良心、有知识、有追求、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从政，不能说就是为了荣利和得失。更不能说与安贫乐道的精神对立。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始终把苍生社稷置于他考虑问题的首要位置，把社会责任感作为个人行为的准绳，结合自己建功立业的追求，这样的廉吏循吏在历史上(尤其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上古、中古时期)还是不少的。结合陶渊明的为人节操和他的人道廉洁的品行，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为官是清政廉明，不慕荣利和忘怀得失的，也是其安贫守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