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因其作为《诗经》的首篇，历来备受关注。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悠久诗歌传统的光辉起点和不尽源头，《诗经》以其伟大的文学成就光耀史册。而爱情――文学史上永恒的主题，追根溯源可追寻至《诗经》。《诗经》的作者从现实生活出发，根据现实所激发的情怀来吟咏“造文”，这样的诗作都是有感而发，具有真情实感。《诗经》中的婚恋诗不仅数量较多，而且艺术成就最高。无论是“男悦女之词”，还是“女惑男之语”;也无论是表追求，抒思慕，叙幽会，还是描述爱情、婚姻的悲剧，莫不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具有不朽的价值。这些婚恋诗充满了诚挚、热烈、健康的情感。孔子就曾经说过：“《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关雎》是国风之始，至于把《关雎》列为“国风”之始，古人原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三百篇》所以被保存下来，乃由于它们是能歌唱的乐章而与诗义无涉，所以有些讽刺诗或大胆泼辣的爱情诗也没有被统治阶级删除淘汰。我则以为，从《三百篇》的内容看，总还是先把各地的诗歌搜集起来然后为它们配乐，所配之乐，必不能丝毫不关涉诗的内容，而任意用不相干的乐谱去牵合。《关雎》之所以为“风”之始，恐怕同内容仍有关联。由于诗中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词句，很适合结婚时歌唱，于是就把它配上始而缠绵悱恻、终则喜气洋洋的乐调，而沿用为结婚时的奏鸣曲。盖因恋爱而“寤寐思服”、“展转反侧”乃人之常情，故虽哀而不伤(“哀”有动听感人的意思);夫妇结婚原属正理，君子淑女相配并不违反封建伦常，故虽乐而不淫。这样，自然就把它列为“国风”之首了。直到今日，我们遇到喜庆节日，也还是要唱一些欢快热闹的歌，奏一些鼓舞人心的曲子，取其顺心如意。这并不是什么迷信，而是同喜庆节日的气氛相适应。如果办喜事时奏哀乐唱悼亡诗，撇开吉利与否的迷信观点不谈，至少产生败兴和大煞风景的反效果，总是招人憎厌的。《三百篇》的乐章既为统治阶级所制定，当然要图个吉利，把体现喜庆气氛的作品列于篇首。这不仅符合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即从人情之常来讲，也是理当如此。《关雎》就是这样的一颗耀眼明珠，无论是从诗的内容，还是从写作手法上、语言运用上都堪称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