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天赋就象火花,它既可以熄灭,也可以燃烧起来。而逼使它燃烧成熊熊大火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劳动,再劳动。
想起小时候的经历,特别是劳动经历,真使人终生难忘。我认为,我的这些劳动经历,包括长大成人后的一些劳动,对我的人生成长过程,是一个极好的锻炼,它促使我懂得了人生,懂得了活人做人的艰难、困苦,促使我产生了奋发向上的动力,是一笔受益终生的、难得的财富。
一、童幼时节的记忆
我的童幼时节,正处于“文革”前后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那时的农村相当困难,社员家里一贫如洗,几乎一无所有;队里也没啥其他产业,村民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奔忙在农业社的天地里,仍不得温饱。原因是耕作技术条件差,粮食产量低,上交任务大,社员分配积累少,如此年年青黄不接,闹救济。
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挨饿,记忆最早的是推磨。记得那时大人们常年累月在外面忙,他们只在天阴雨雪或队上开会以及春节三天假期里,才能休息一下。平时家里只留奶奶一人。而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也不得闲着,主要任务是推磨;后来即就是上学了,每逢星期天必推磨。农村那时节还没有钢磨,平时推磨的任务很重。除了几乎每天凌晨由母亲完成很大一部分以外,剩下的一部分就落在我们身上,隔三差五总有一簸箕粮食叫我们磨掉。所磨的多是救济的包谷、红薯片及豌扁豆等下来的新粮,麦子很少推到。
我们常常被母亲或奶奶从梦中叫醒或从外面的耍闹中请回来推磨,太烦人!我就想办法:要么把磨子上的栓子(即插在上面磨眼中调节粮食下去快慢的一把柴棍,插得多,粮食就下得慢,磨的面就细,否则就粗)抽取一些,甚至留几根,以使粮食下得快一些推完;要么把亲房家的几个弟妹们叫过来帮忙。说是帮忙,实际上是瞎胡闹,因我弟兄三人,加上堂弟妹,四、五岁以上能蹦上磨棒的也就五、六个,我最大也才八、九岁。为了偷懒自己不推,我还想办法鼓励他们,每俩人一组,大小搭开,分别来推。这样一来,他们反倒更有兴趣了,接上几圈疯跑,顿时磨道里尘土飞扬,弥漫着欢快之声。我是负责的,我的任务是设法愉快轻松地把这些粮食推完,至于推得好坏、粗细,扬进去的尘土多少,倒没在乎。每人几圈奔跑下来,大家汗流浃背,很乏,就跑到外面歇凉去了。不知不觉,让鸡们钻了空子,把面和粮食抛洒了一地下,常惹得奶奶斥罚,簸净叫重推。
除了推磨而外,我稍大一些后就跟上大人或带上弟兄们外出干活,夏天一来,就满山遍野地拾柴、铲草;秋冬天到了,就背背篓,拿扫帚,扫树叶,填炕土,常不得闲暇;春天来临,青黄不接之时,还要挖苦厥等野菜充饥度日。令人难忘的是,春夏之交苜蓿花叶正旺时,我常常跟上大人星夜前往本队或邻村的地里偷掐苜蓿(此草当时属农业社牲口的饲草,有人看管不让掐),常常正掐着,被谁一惊动,看管人一顿追骂,吓得我们四散奔逃,回到家时苜蓿已抖落得差不多了。但由于去的人多,每掐一次,第二天翻检一下,洗净、煮熟,总还是能贴补几顿饭食的。
伴随着困难、饥饿,我们慢慢地长大了。在1975、6年十二、三岁上时,我首先参加了农业社的劳动。冬春时节,每逢寒假或星期天,仍准备一个小背篓,跟上大人往农业社地里送粪。刚开始感到很有兴趣,先背一掀两掀粪,后来三掀四掀,渐渐变成担子担,一天挣三、四分工,大人那时记八分工。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农村包产到户,又开始用架子车往地里送粪时基本为止,然而遇到有些过远过险的山路,仍需用担子担。夏秋季节,我又跟母亲参加农业社最初的拾麦穗,以至拔田、运田等劳动。起初,由于年龄小,队长只分一垄田拔,还常常掉队,母亲就接拔完成。紧接着就是运送粮食,我开始只能背一两捆麦子或三四笼扁豆,很吃力。后来家里做了小推车,我和二弟上山去推,一次能推十几捆,又省力又推得多,挣的工分也多。
回忆那时吃喝不行,劳动量却很大。大人们每天披星戴月地奔忙在农业社,队长一声哨子或广播一响,不敢稍迟,须马上起床,尤其是龙口夺食的季节,更是如此。我们常常为了挣工分,跟上大人疲于奔命,简直累死了!现在想来,我们孩子都难以忍受此繁重劳役,大人们的辛苦可想而知!
1975年后学朝阳农学院、学故乡中川中学“开门办学”那几年,我除了参加本队劳动,还半工半读参加了给学校拾粪、种地以及邻社的挖洋芋、拔田等等。我们常每人拿个缸子或铁瓷碗,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说是吃饭,实则每人散两个煮洋芋而已,根本吃不饱。
1979年暑假,故乡高庙学校扩建校舍,我参加了为期四十多天的打地基、拉水拉沙、搬运砖石等劳动,回家时还得拾一筐野草给家里喂猪。那两年,我家刚从爷爷家分居出来,建修活也多,由于小辈中我最大,因此打庄,盖房时挖土、和泥、搬运土块等等的任务,父亲均让我参与了,说是最大,当时也只有十五、六岁。
二、包产到户前后
1980年春,农村公社化体制慢慢解体,原生产队由前一年一分为二的两个队,进一步细化为几个组,再到当年底完全划产划田到户。1981年正式开始了一家一户的承包经营。这以后,家里特别是我母亲更忙更累了,每天没明没黑地干。可我已临近初中毕业,很紧张,帮不上家里什么忙。1982年上高中后,在暑假前期,参加故乡中川公社米峡水库大坝建设劳动,每天天不亮就骑自行车出发,归来吃饭时已日斜西天。就是这样,每日的工值才1.70元。我参加拉运石头组,来回四五里路,一人一个架子车,自己装运、倒卸石头。
回忆当时的情景,一声炮响过后,山上的滚石还未完全稳定,浓烟也未散去,工友们即纷纷推车一拥而上,抢装石头。真是既危险,又辛苦,期间还冷不防被石头砸伤了一次脚趾。
将近一个月后,父亲又把我联系转到定西姑父处,填“文革”后废弃的防空洞,工值每日两元左右,同样是装运石料,只不过这次要下到洞底连运带填,也是辛苦不堪。当时我住在姑父所在单位的铁路公寓职工宿舍,吃的是自带的包谷面,下工回去,姑父有时给我做好了饭,有时也能吃上他的饭菜,觉得很香。每天早晨上工路过公寓食堂,看见人家铁路工人们吃油条,喝豆浆,我真是连饿带馋,没办法。我就想,谁让咱地位这么低呢?那一阶段我不知早上吃过早点没有,现在已记不清了,更大的可能是空着肚子干到中午,才吃上那口饱谷面饭啊!期间有几次饿得实在不行,刁空还偷吃了几颗人家树上未成熟的苹果呢。
我在那儿干了一个月左右,会宁二中高一开学后,二弟上来顶我干,我才离开。十五年后的1997年国庆节,我和表姐去看望姑父母,说起当年的苦,还感慨了一番!
1983年夏,由于家里供书困难,我又参加了故乡新添水库工地建设劳动,工值也是每日两元多,干了四十余天。每日用架子车拉土九十车,来往于坝上,一个人自己装,自己拉,自己卸,如果早起点有半日时间也可完成当天任务。回忆那时的战斗场面,同米峡一样,也是热火朝天,十分辛苦!我们租住当地的回民房子,休息后就自己在坝上提水做饭。这儿离故乡两山之隔,没吃的时,还得往返二、三十里,有时骑车走大路,有时徒步翻山越岭回家取,也多是包谷、糜面等。尽管工地上很辛苦,然而那时我正处于一、二十岁的青春斗志阶段,精神很好,回家翻山一路疯跑,还唱着少林寺等歌曲,很愉快,一会儿功夫就到家了。虽则一时困乏,但经半日睡觉休息之后,疲劳困顿总是很快烟消云散,次日又恢复到坚强的战斗场面中去。高二开学后,也是二弟顶换我才离开此地。
2005年五.一长假,我在去通渭、陇西等地途中路过此地,专门停车亲目一观。阔别二十多年,旧地重游,想不到当年的水库仍碧波荡漾,水草青青,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啊!
那一阶段的寒暑假,除了外出打工,便是在家劳动。家里的劳动量,特别是夏收阶段,也是很大,很繁琐,不像外地那么单调,干完即可休息,家里是干完这个又那个,忙完这样又那样,拔田、拉田、放水、铡草、送粪、扫填炕土等等,总之很辛苦,不得片刻闲暇,可以说一觉醒来即有干的,真熬人啊!
那几年,在父亲的打发下,我还经常利用节假日给本村的姑姑家(因姑父常年在外,两个女儿靠不住)帮忙拉田、送粪,建房子等,也下了不少的苦。小时候曾有一次,可能为了寻找干活接济人,姑姑同父亲商量要把我招赘给她家。当时她大女儿和我刚上初中,当父亲告知此事时,我很清醒地坚辞拒绝!爷爷知道后也埋怨父亲不该将长孙送人。此事再未提起,她女儿可否愿意或知不知此事,我至今从未问过,也没必要问起它。再后来我常年外出,也再未帮过她家,不几年,她家转户口到定西城里居住至今。
三、外出上学及参加工作以后的情形
1986年秋,我虽不如意,但终于考上公费学校,后来参加工作,回家的机会就渐渐少了,也渐渐脱离了家里那繁重的体力劳动,也可以说渐渐由体力劳动转变为脑力劳动者。
二十多年来,我虽然也回过不少老家,但一次比一次都少了些什么,那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劳动。1991年,由于不得不与苛刻的父亲分居,在独自建庄基中,吃了些苦头,但也基本是包人干活,自己属擦边干。次年地分开种,收割打碾时请假下去也辛苦了一段时间,1993年以后干脆把女人的这十亩薄地包给三叔、六叔耕种,从此再基本未干过农活。
1995年起,为了谋生,减少女人无业带来的经济压力,我决定投资二千元在平川盘旋路摆起了冷饮摊。中间除1999和2000那两年单位建住宅楼停生意外,截止2005年6月的十年间,我以经商形式开始的劳动(我认为属于脑力情况较多的一种劳动,活不多,主要是熬人),基本未停歇过。期间虽没挣上多少钱,只是全家糊个口而已,但吃的苦头也是不少,每天不得休息,夜夜熬人到十一、二点,个中甘苦只有我和女人知道。特别是2001年后办电话亭那几年,更是辛苦异常,常常在大半夜休息,次日还要正常上班,又要睡到下面看房子,真是苦不堪言啊!
四、目前状况及今后断想
2005年6月,由于盘旋路夜市产权改制后卖给私人老板,我不得不搬出电话亭停止生意。从此以后这几年,我除了公事上的偶尔奔波之外,在家基本上是个闲人,当然这主要是指体力劳动上的闲人。但我思想上并不闲着,我总是思考过去的劳动岁月是黄金岁月,是激励我继续奋斗的难得财富,我在精神上不断的充实奋斗着,几十年来,我保持读书写作的习惯从未改变。
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几年我着力在脑力劳动上下功夫。从2005年8月开始,办公之余,我就着手在自己的电脑上整理打印二十年来的诗词散文短论等文稿。2006年上半年,全部整理打印完毕,2007年上半年经再次修改后装订成一本完整的资料,并定名为《未济文集》(一),拟在以后有条件时交付出版。此外,这几年我一如既往,不间断地进行文学创作。继1992年在《甘肃日报》头版首次发表一篇短论以来,不时有作品在各级报刊发表;1994年在《白银文史资料》、《白银风情》接连发表两篇史料风情文章;1997年庆香港回归时有一首诗作被《西部乡财政》发表。特别是2005年以后在《白银文艺》发表诗作三首,2006年在《白银日报》发表怀念母亲文章一篇等。至于这几年在靖远《乌兰》、《平川文艺》、会宁《桃花山》等杂志发表的诗文更达数十篇。2007年底,我又欣喜地获知被市区有关方面推选为白银市作家协会会员。
相信在今后,我有越来越多的脑力劳动成果将被各有关杂志所承认和发表,变为铅字,我也将在后半生进行不懈的努力追求和奋斗,向社会和人民回报更多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