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楼上》从叙述形式上观察，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人物“我”在讲述故事，在人物“我”的见、闻中，引出吕纬甫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次要人物叙事的叙述方位，但是，吕纬甫的故事并不是由人物“我”看到的，人物“我”的“见”只限于引出吕纬甫和介绍吕纬甫的肖像神态，吕纬甫登场后，即以第一人称主角人物的叙述方位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在吕纬甫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人物“我”只充当一个听众。这样，这篇小说中出现了两个人物叙述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这篇小说阐释中必须讨论的问题。

　　当吕纬甫以人物“我”的方位叙述时，又引进过另一位叙述者的叙述——老发奶奶叙述顺姑之死，这段叙述也是直接引语。从叙述形式看，这篇小说包括了主叙述、次叙述和次次叙述三个层次的叙述。主叙述：第一人称“我——在S城一石居酒楼偶遇十年前的朋友吕纬甫。次叙述：吕纬甫向人物“我”讲述十年来的人生经验。次次叙述：老发奶奶向吕纬甫讲述顺姑之死。

　　《在酒楼上》的不同层次的叙述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研究老发奶奶的叙述。老发奶奶是顺姑的邻居，顺姑一家的日常生活她当然常有机会看到和听到，但是，在小说中，从老发奶奶的叙述看，有些内容并不是亲身的见、闻而来，比如“有时还整夜的哭，哭得长富也忍不住生气，骂她年纪大了，发了疯。”“整夜的哭”、“忍不住”显然已经超越了老发奶奶见闻的权力范围，是一种全知视角了。再如“直到咽气的前几天，才肯对长富说……有一夜，她的伯伯长庚又来硬借钱，——这是常有的事，——她不给，长庚就冷笑着说：你不要骄气，你的男人比我还不如!她从此就发了愁，又怕羞，不好问，只好哭。……”这一段，也没有权力自限。在是否有权力自限这一点上，老发奶奶的叙述与吕纬甫和人物“我”的叙述都不同，老发奶奶只是充当了一个交待顺姑结局并加以评论的说书人。老发奶奶的全知特权，正是吕纬甫叙述的权力自限的补充。没有老发奶奶的无所不知，这个外在于吕纬甫经验的事件也就不能如此利落地予以了结，这是老发奶奶叙述的功能之一。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替作者设想：如果要利落地了结顺姑的故事，也大可不必再引出一个老发奶奶，完全可以让已经提到的人物阿昭或者“那小子”(顺姑的弟弟)或详或略地或感伤或木然地向吕纬甫叙述，为什么别生枝节地引出老发奶奶这个叙事者?如果考虑到吕纬甫叙述的基调，这个问题是可以解释的。吕纬甫挂在口边上的是“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也还是为了无聊的事”、“也就做了一件无聊事”，他的叙述语调是“无聊的。——但是我们就谈谈吧。”这样，顺姑的悲剧性的死在叙述出来时就必须“扯淡”，年轻的又是亲人的阿昭姊弟都不适合担任这样的叙述者，老发奶奶恰是合适的。“但这也不能去怪谁，只能怪顺姑自己没有这一份好福气”——这是老发奶奶的评论与慨叹，可谓将顺姑之死的悲剧性扯得淡之又淡。将这一具体的人生悲剧纳入一个流行了几百年的陈腐公式，乃是将触目惊心的生离死别化作街谈巷议的一叹，在语调上与吕纬甫的叙述保持了一致性。这是老发奶奶叙述的第二个功能。顺姑之死主因是肺病，次要因素是长庚的诳语，但是相比之下，以当时S城的医疗水平而论，顺姑既已得了肺结核之类的病，无异宣判了死刑，长庚的诳语，对顺姑之死并没有直接影响，顺姑之死，真如老发奶奶所说，“这也不能去怪谁”，生了这样的病，死了，在老发奶奶们的观念中，是非常正常的，至多有点婉惜——“没有福气”。但是老发奶奶淡然的主观叙述中实际包含着顺姑的悲剧，一个现代读者自会在老发奶奶的叙述中，自然地读出。这是因为顺姑作为一个普通的年轻姑娘，不仅美丽、善良、诚挚，而且能干(这在吕纬甫吃荞麦粉的叙述中已有交代)，又有如此不幸的遭遇，以至她带着以为自己的男人还“比不上一个偷鸡贼”的心灵创伤死去。这一悲剧性一旦与吕纬甫送花的意向相联系，就具有了对吕纬甫产生影响的力量。这实质上的悲剧性与老发奶奶“扯淡”的叙述构成一种反讽，实际上是吕纬甫心理张力的动力之一(此点在下文分析)。这是老发奶奶叙述的功能之三。从时间关系上说，老发奶奶的叙述，发生在吕纬甫到一石居喝酒之前，从空间关系说，发生在顺姑家斜对门，通过吕纬甫的口将老发奶奶的话转述，避免了地点的分散，保证了小说形式上的集中;而吕纬甫的叙述，是对自己十年以来在不同时空的人生经验的追述，这就保证了小说整体上的对于三一律的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