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5日，与鲁迅一块辞职的许寿裳离开了广州，鲁迅与许广平依然居住在租屋里。一者是鲁迅想整理一些译稿，二者是二人还没想好去哪里。9月18日，两人整理东西，准备赴沪。9月27日，鲁迅挽着许广平从广州动身，10月3日到达上海，暂寓共和旅馆;10月8日，两人从共和旅馆搬入景云里23号，开始了同居的日子。

　　这总算进球了吧?

　　不!

　　也不知俩人咋想的，总之，这种同居起初也不是公开的：鲁迅住二楼，许广平住三楼，更关键的是，鲁迅二楼的住处，放的还是单人床!对外宣称，则说许广平是帮鲁迅校对文稿的助手——助手待遇不低，不但住到了鲁家，亲朋友好友宴请鲁迅时，也都知道同时邀上许广平作陪，鲁迅的一些学生甚至戏称许广平为师母了。

　　问题是，到了1928年7月，当在杭州工作的章川岛、许钦文邀请鲁迅、许广平前去杭州游玩时，鲁迅还装模作样地拦住人家许钦文：“钦文，你日里有事，尽管走开去做;可是夜里，一定要到这里来睡，直到我们回上海。”许钦文有些蒙，一瞧鲁老夫子住的这店，居然并排摆了三张床。最后的结果是，鲁迅指定许钦文睡中间那张床，他与许广平分睡两边。[1]

　　说实话，直到如今，我都不知道鲁老夫子是啥意思。跟许广平同居这么长时间了，在自己最亲信的两个学生面前，装啥呢?再说大家就不是不知道，就是知道，才邀请你俩一块儿出来玩呢。按章川岛的回忆：“许钦文曾戏言，鲁迅先生与景宋夫人这次来杭，像是度了蜜月。后来我才知道，鲁迅先生预备要来杭州玩几天，确是在和景宋夫人结婚时就约定了的，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俩像这次在杭州这样的畅游，也是唯一的一次，确也像一个小型蜜月旅行。而且在鲁迅先生战斗劳苦的一生中，也只有这一次，居然匀出四天的时间来休息了一下。”[2]

　　一句话，人家都知道你度蜜月呢，你还装大尾巴狼!联想起许钦文之妹许羡苏与许广平的二苏之争，难免让人想入非非：难不成鲁老师在人家许羡苏娘家人眼里，还想表演出，我跟许广平没有那层关系吗?对于许广平来讲，原定一星期的游玩，鲁迅则只玩了四天就回上海了;四天的蜜月期，睡觉时中间还横躺了一个许羡苏他哥，这叫哪门子蜜月呢?总而言之一句话，许广平嘴里再叫唤新生活，对于鲁迅这样的老夫子来讲，心里也只能虚成纳妾了!一句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呵!

　　1929年，许广平怀孕了。两个人一直避孕来着，奈何海婴这孩子不请自到，这又打乱了他们的计划。所以鲁迅于5月份前往北京，探亲兼向母亲汇报。母亲一听自然高兴，但是朱安不高兴，朱安之前就做了一个梦，梦见鲁迅带了个孩子回家，这让她很气愤。但是婆娘狠狠地批评了她，有个孩子有什么不好?于是她也不敢不高兴了，相反，她慢慢认了命并高兴起来，且把海婴当作了自己的儿子，自慰死后好歹有个子嗣祭奠她，不至于让她做孤魂野鬼什么的。只不过，海婴没有把自己当她的儿子，鲁迅许广平也没照顾过她的母亲情愫，直到1947年去世，她也没有见过海婴，海婴也没把她安葬到鲁迅身边，至于祭奠与否，谁知道。

　　鲁迅北京探亲，最先把许广平怀孕的消息告知了许羡苏，许说，她并不以为奇，这是意料中的事。啧，意料个啥呢?迟钝得赛头猪，1929年5月得知许广平怀孕，1930年3月她离开了北京的鲁家，前往大名教书，在大名没有多久，就嫁人了。

　　有意料的唯有朱安吧。试看俞芳的回忆：

　　“我说：‘大先生和许广平姐姐结婚，我倒想不到。’大师母说：‘我是早想到了的。’‘为什么?’我好奇地问。‘你看他们两人一起出去……’‘那你以后怎么办呢?’不料这一句话触动了她的心，她很激动又很失望地对我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又给我打了一个比方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3]

　　再有意料你也拦不着不是?你又不是胡适他老婆江冬秀，被老公宠得拿剪刀跟他干——你弄个女人给我试试看，先剪死你孩子，再剪死我自己。朱安别说剪死自己了，剪孩子都没得剪的。

　　海婴的报到，让朱安这只蜗牛痛失最后的希望，但却给鲁许的公开同居带来了希望。随着孩子在娘体内的增大，两个人就没法再扭捏下去了，怀过孕的同志都知道，准妈妈也就是怀孕的前几个月可以做地下党，后面肚子越来越大。你说鲁大师的一个女助手，没嫁人的大姑娘，在鲁大师家鼓着个大肚子出出入入，成何体统?所以两人分头行动，各向自己的亲友汇报去了。

　　许广平这边，亲人方面，许广平是选择先告诉自己的姑母(正好姑母来上海了)，然后由姑母转告她的家人，许广平的考虑是：“我的亲人方面，如由她说出，则省我一番布告手续，而说出后，我过数月之行动(当然是指生孩子了)可以不似惊弓之鸟，也是一法。”[4]

　　友人方面，许广平是选择给同学写信：“老友尚忆在北京当我快毕业前学校之大风潮乎?其时亲戚舍弃，视为匪类，几不齿于人类，其中惟你们善意安慰，门外送饭，思之五中如炙，此属于友之一面;至于师之一面，则周先生(你当想起是谁)激于义愤(的确毫无私心)慷慨挽救，如非他则宗帽胡同之先生不能约来，学校不能开课，不能恢复，我亦不能毕业，但因此而面面受敌，心力交悴，周先生病矣。病甚沉重，医生有最后警告，但他本抱厌世，置病不顾，旁人忧之，事闻于我，我何人斯。你们同属有血气者，又与我相处久，宁不知人待我厚，我亦欲舍身相报……”[5]

　　鲁迅这边，亲人方面，如前所述，鲁迅回京省亲，直接告诉老娘，这个没得说;友人方面，鲁迅就有意思了，3月22日他致韦素园的信中有所透漏，但口气却是这样的：那个啥，川岛到厦门，发现我一个人独居，很骇异，看他的意思，似乎京沪都在传说，我携了密斯许同居厦门了，气死我了。“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后来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屋子里——但自然也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你看怎样，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们，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哑口无言了，这班孱头，真是没有骨力。”[6]

　　看鲁大师这段信，笑死人没商量：我跟密斯许本没那个意思，都是他们的闲话逼的;他们的闲话，我转说给密斯许，并且邀请她同居一屋。当然我还邀了别的人，我们仨同居一屋!前年来上海，我邀请密斯许同来了，帮我做校对。你看看，先前说闲话的那些人，现在反而不说了——晕，事情就是开始时人家才说，生米煮成熟饭，孩子都要出生了，人家还说啥?再说是你孱头没骨力还是人家孱头没骨力?你要是不如此地脱裤子放屁，在厦门就同居一处，人家还说你干吗?就是你明明爱了，还装大尾巴狼，两个人住两岔，然后天天写信我想你，你想我，人家觉得怪，才说你们的。

　　行文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孩子都有了，我们围观者也该散了。但是我想画蛇添足，对比一下胡适与鲁迅有关牺牲的问题。

　　可以说，当1919年鲁迅高喊“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时，还没有认识许广平，所以他在文章中说：“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意思是这些他都不会去做，所以最后发了这样的赌咒：“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7]

　　同样说牺牲，我们看与鲁迅同样境况的胡适同志是如何看待的。

　　据胡适日记载：1921年8月30日上午十点半，他和高梦旦一起去沧州旅馆看望赵元任夫妇，等到十二时这对夫妇才回来，谈了几句他们就走了。“梦旦邀我到消闲别墅(福建馆)吃饭，饭时大谈。他谈起我的婚事，他说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说，他敬重我，这也是一个条件。我问他，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他说，这是一件大牺牲。我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他问我何以最讨便宜。我说，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8]

　　看到了吧，同样是牺牲，两人的高下立判。鲁迅认为自己是牺牲，胡适却觉得，自己无非追求一个心安，婚姻也没啥过不去的，没成想大家认定他是牺牲，这于他真是莫大的便宜!一句话，胡适没有沾了便宜还卖乖——婚姻本身就是一种契约，你既然娶人家，你就得守约、负责，尽到丈夫的义务!若你破罐破摔，捎带着把别人也摔了，然后说自己是牺牲，好意思?

　　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许广平实在些。事后鲁迅好友许寿裳为撰写《鲁迅先生年谱》，写信给许广平说：“年谱上与朱女士结婚一层，不可不提，希弟谅察。关于弟个人婚事，弟拟依照事实，真书‘以爱情相结合，……’”云云。[9]

　　倒是许广平很干脆，回信说，我可不是小气人，“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甭写什么“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了，直接写成“……与许广平同居”。最后许寿裳在“许广平”之前加了个“番禺”，在“许广平”之后加了个“女士”![10]

　　同居就是同居么，许广平够实在，够坦白。连周作人都多次写文章，讥讽他大哥色情心使然，旧文人纳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