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05年(唐德宗贞元21年)正月，唐德宗去世，太子李诵即位，即唐顺宗。2月，唐顺宗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行使内相职权;提升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参与管理国家的典章制度，执掌起草国家文件法令之权。王叔文在德宗时，是太子李诵的侍读官，侍奉太子读书，与太子关系亲近，柳宗元是王叔文信任的密切助手。李诵一登上帝位，就把血气方刚、有爱过激情、与自己有共识的王、柳等一批人提拔重用起来，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这就是有名的“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带有明显的法家思想痕迹，其主要目的是试图缓解中唐以来日益尖锐的政治、经济和阶级矛盾，具体措施有撤贪官、免天下百姓所欠交的五十万贯租赋、禁宫市、五坊小儿等，同时接掌太监手中的兵权，为此后的消灭宦官、藩镇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做好准备。总体来说，“永贞革新”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实际上也的确为以后宪宗的小中兴局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但“永贞革新”伊始，以权宦俱文珍为代表的、代表既得利益者的旧官僚集团开始逼顺宗退位，而顺宗本就因中风口不能言，遂让位宪宗。由于二王等永贞党人先前曾反对立宪宗为太子，因此宪宗上台后马上依靠太监和各方势力，把他们全数打倒：王叔文被贬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韦执谊贬为崖州司马，均死于贬所;柳宗元、刘禹锡、程异、陈谏、凌准、韩晔、韩泰都被贬为边远地区的州司马，这就是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诗歌与政治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诗歌的发展总是无法摆脱统治者和时代的影响，细究起来就是反应与被反应、渗透与被渗透的关系。诗歌在给我们带来艺术快感的同时，也展现了诗人对人生的感悟和对政治的思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唐代绝大多数诗人的政治理想，当他们不能被朝廷重用一展抱负之时，便退而以诗抒其愤，于是在他们的诗歌中便出现许许多多与政治面貌有关的诗句。唐诗从初唐开始一直伴随着唐王朝的兴衰变化而变化，现在我们主要通过了解“永贞革新”之后唐诗的发展状况来分析诗歌与政治的关系。柳宗元和刘禹锡是永贞革新之后的代表诗人，他们的诗歌较典型的代表了中唐诗歌的特点，在此就以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来分析永贞革新对当时诗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