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诗风独特，他以一个苦闷者的身份作着苦闷的诗，诗歌大多浸润着浓厚的悲剧意蕴。

　　源出于西方悲剧艺术的悲剧意识拓展到所有的艺术门类中可以概括为：对现实悲剧性的认识和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文化把握。中国是诗的国度，而纵观中国的诗歌史，在自己的诗歌中完整地描绘出自己的“生命悲壮性”的恐怕只有屈原和李贺二人了。与屈原不同，李贺一生所留存的二百多首诗歌中，干预现实政治的诗歌屈指可数，他更多的是在写心，抒发自己无人提携的苦闷、无人理解的忧愁，王世贞说：“李长吉师心，故而作怪。”[1]李贺诗歌中怪异的想象、独特的意象营构及其所体现出的凄艳诡激的诗风其实是他内心苦闷的写照。

　　一、由对自我才华的自信和家世背景的自豪而产生的自负感

　　李贺对自己的才华是相当自信的，他相信自己既有奔赴战场为国效力的才能，又有如屈原一般的文学天赋，他在自己的诗歌中不断宣扬自己，期望能够得到有德有才之人的赏识。他相信自己能够在战场上建立一番功业，从而不辱自己“唐诸王孙李长吉”的高贵地位：“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其五);“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雁门太守行》);“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致酒行》);在得遇韩愈和皇甫慕名造访的时候，李贺觉得自己大展宏图的机会来了，昂扬之情溢于言表：“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高轩过》)。可以说，李贺终其一生都在等待着有识之士的提拔，渴望着能为国效力，以不辜负自己“壮士”的良好身体条件和“皇孙”的显赫家族地位。

　　虽然李贺人生的终极目标在建功树勋、施展自己的军事才能，但这并不代表他不看中自己在文学上的天赋。“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其二)可见李贺对自己诗歌无人赏识的状况是很痛心很介意的。

　　除了自己在诗歌上的天赋和从未得以付诸实践的军事能力，另一大令李贺时时引以为傲的就是他自认显赫的家族背景了。

　　李贺是李唐王朝宗室的子孙，“系出郑王后”[2]。作为宗室后裔，他自视甚高，在诗中一再以“皇孙”、“宗孙”、“唐诸王孙”称呼自己，希望致身通显，获得较高的地位和享受。如《金童仙人辞汉歌》的序中，李贺如是写道：“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在《唐儿歌》的结尾，李贺直接提醒世人道：“莫忘作诗人姓李”。毫无疑问，李唐后裔这一特殊的身份地位是很被李贺所看中的，因为这是他优于那些平民百姓的地方，也几乎是家境贫寒而地位低微的李贺唯一可以藉以致身通达的救命稻草了。因此，他很以这一身份为傲，在诗歌中一再地提及自己高贵的血统，以期获得心理的满足和物质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