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红楼梦》的四种路数

　　(1)《红楼梦》研究的最终目的，毫无疑问应该是对该书的文艺批评。从最早的“诸公之评”，到第二轮的“脂砚斋重评”，再发展到众多评点派的评批，其主体都属于文艺批评范畴。当然这些评批，其中亦含有部分考证与索隐的内容。但若说基本上与现代文艺批评已接上轨的工作，则起始于略早于胡适学说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年)。

　　王国维(1877～1927)借用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对《红楼梦》作出是“悲剧中的`悲剧”的评价是极有见地的，文中的部分唯心观点瑕不掩瑜。他可谓是《红楼梦》文艺批评的一大宗师。其后吴宓、张竞生、李辰冬、牟宗三、张天翼、王昆仑、何其芳、李希凡、蓝翎、蒋和森……等人不间断地提出新的见解。但其中大部分学人，均受到了信与不信胡适“自传说”学说的影响，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联在文艺批评家的作品中是历历可见的。

　　( 2)索隐派。其实索隐派和下面将要谈到的考证派、《红楼梦》内在矛盾研究，三者均属考证之列。胡适把它称之为“猜笨谜”，但当考证过头，违背了事实，考证了索隐了。《红楼梦》一书，首回就明言“把真事隐去”。索隐就是来索隐去的真事。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1917年)，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反清复明性质的政治小说，可称其代表作。我个人认为，对《红楼梦》一书作局部索隐或许是有价值的，这相当于寻找书中个别情节的作者借以构思的原型。但要做一统全书的总索隐则会走入“猜笨谜”的泥潭之中。

　　(3)考证派。这一派以胡适(1891～1962)的《红楼梦考证》(1921)为其代表作。胡适以提出考作者、考版本的科学方法，开创了《红楼梦》研究史上的新纪元。但其研究结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及高鹗是后四十回作者两大成果，虽影响了几代学人。但现今已遭到越来越多学人的质疑。周汝昌先生是当今胡适派学说的继承者，我个人以为是周先生已把在这条路上可走的路差不多都走到极端了。其实从原则上讲，考证派应是一个研究方法，其结论不一定要与胡适一样。

　　(4)以吴克岐(1870～1930左右)为代表的通过研究寻找并试图弥补《红楼梦》一书中客观存在的矛盾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从现存的资料看，可以上推到清代的苕溪渔隐。在他写的《痴人说梦》的“镌石订疑”部分，通过他对比某个他所见的早期抄本与刻本之异，总结出四十多处可议的矛盾或可改进之处，开了这类工作的先河。后道光十二年(1832)，王希廉在《红楼梦总评》中，指出《红楼梦》文本中疏漏及有矛盾处数十条。但真正大规模做这一工作的当数与胡适基本上同时代的吴克岐了。

　　吴克岐一生著作丰富，仅与《红楼梦》研究有关者，字数超过百万。其中九成左右文字均为寻找文本之缺失与矛盾。他假托他发现古手抄本“庚午老人修改本红楼梦”、南京四象桥购得之残抄本、“午厂本”，并结合当时已影印之“有正书局戚序本”，摘录了千条以上异于程高本的条目，大规模地寻找《红楼梦》一书的缺失与矛盾，并用假托古人的方法对《红楼梦》文本作了具体增补改动，有时一段增文就有数百字之多。由于这些书当时并未刊印，故影响未能波及学界主体。

　　直至张爱玲女士用了十年时间考证《红楼梦》文本及版本，并于1977年出版了《红楼梦魇》，这一领域的工作才开始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问题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其后戴不凡、朱谈文二人也分别在这一领域作出了自己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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