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 年，李长之在《清华周刊》第 39 卷第一期和第七期上发表了《红楼梦批判》。这是继王国维以后，进一步运用西方美学理论系统地探讨《红楼梦》艺术价值的专着，在红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红楼梦批判》由于大部分没有写完( 按照作者的写作计划，在论文学的技巧下还有两个小题目阐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 和论文学的技巧相并列的还有三个大题目，一论《红楼梦》之内容，一论《红楼梦》的社会史的分析，一是总结论) ，又未结集出版，关注的人很少。2006 年，团结出版社将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连同《水浒传与红楼梦》、《评王国维 ＜ 红楼梦评论 ＞》、《评李辰冬红楼梦研究》三篇文章一起集结出版，于天池和李书为此书作序，并在《红楼梦学刊》发表了名为《李长之 ＜ 红楼梦批判 ＞ 和李长之对于 ＜ 红楼梦 ＞ 的研究》的文章。同年，李长之《红楼梦批判》被收入《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这样，李长之的这部着作才重新被纳入研究视野。本文论述的范围除了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和以上三篇专门论述《红楼梦》的文章以外，还有涉及到《红楼梦》的其他一些文章，比如《现实主义和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论人类命运之二重性及文艺上两大巨潮之根本的考察》等。

　　就目前的研究情况看，李长之的《红楼梦》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除了一些散见于研究《红楼梦》相关文章里的论述外，很少有专门评析李长之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近期，在 2013 年第 1 辑的《红楼梦学刊》上，罗伟文发表了名为《李长之的 ＜ 红楼梦批判 ＞ 和德国古典美学》的文章，分析了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与德国古典美学思想资源的关系，重新认识和发掘了李长之《红楼梦》研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不过，笔者看来，李长之在《红楼梦》研究中更多体现出德国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以浪漫主义去观照《红楼梦》也更能发现《红楼梦》中理想成分的独特价值。

一、《红楼梦》的基调———浪漫主义精神的巨着

　　对于《红楼梦》的基调，李长之定义为饱含着浪漫主义精神的着作。他指出: “《红楼梦》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巨着。就浪漫主义精神说，它是《牡丹亭》的继承; 就现实主义精神来说，它是《金瓶梅》的发展。……在《牡丹亭》中所缺少的现实的认真描写，在《金瓶梅》中所缺少的理想成分和积极力量，《红楼梦》都给弥补起来了。《红楼梦》的伟大在此，而它的伟大关系到它的继承处也在此。”［1］《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被李长之认为是中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家。通过对中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的“追认”，李长之为浪漫主义这一外来的而非中国原生的理论资源，找到用于中国语境的合理性，并将浪漫主义思想贯穿其《红楼梦》研究之中。

　　李长之之所以会采用浪漫主义精神资源进行《红楼梦》研究，与其整体的浪漫主义思想之形成有关。一方面，受李长之所接受的教育资源影响; 另一方面，李长之自身的文化理想使然。从接受的教育资源的角度看，李长之对德国美学和哲学较为熟悉。早在北大预科师从熟谙德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杨丙辰学习德文时，李长之阅读了大量德国文学方面的书籍。1933 年从清华大学生物系转入哲学系以后，他对德国的美学和哲学有更深一层的了解，翻译德国浪漫主义着作。以赛亚·柏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将浪漫主义的起源追溯到十八世纪后期的德国。［2］( P13)倾心于德国文化和哲学的李长之，深受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从文化理想角度看，李长之意图将浪漫主义精神作为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的重要思想资源。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李长之指出，“五四”对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没有深刻的了解。因此，李长之试图做出超越“五四”的努力，在德国浪漫主义精神资源的观照下，重新审视和阐释中国的文化传统，以浪漫精神来统领中国的精神谱系，从中国文化本身去找到重生之光，从而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红楼梦》研究就是李长之作出的努力之一。

二、李长之《红楼梦》研究的关键元素———“凭了感情”

　　综合李长之的《红楼梦》研究论着，可以看到其中体现出一大关键元素———“凭了感情”，这是李长之对作者写作态度的定位，也是对书中人物塑造的评价。李长之在《红楼梦批判》的开篇，便指出曹雪芹是“伟大的天才”，“曹雪芹才是感情的人，他的伟大就在他的感情”［3］。曹雪芹拥有的伟大成就，正是浸润了他情感的着作《红楼梦》。而考证派和索隐派的研究方式并未能真正理解这位天才，不能发掘出《红楼梦》的真正艺术价值。李长之批评近年来“红学”研究的一大趋势: “从不信是自传到太信是自传，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地点问题就非常拘泥。”［3］

　　李长之在认同“书的成就，是与作者所最关切的背境有种切合”的同时，更强调曹雪芹“依然有想象力充分活动的余地”。然而，中国人“在精神的被损害里受着束缚”，往往落入史学研究的套路，不能从“创造力”的角度去理解曹雪芹，“翻阅中国人自己作的《中国文学史》，对于曹雪芹，却仍然很冷淡。同人谈起来，如果把《红楼梦》与世界上别国的名着并论，也依然有不自然的感觉。”［3］李长之明确指出想象力和创造力才是《红楼梦》真正的价值所在，也是《红楼梦》能够跻身世界名着之列的重要原因，这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来看待《红楼梦》的艺术价值。

　　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一大体现就在于曹雪芹的“诗国”。李长之将曹雪芹的小说世界比附为“诗国”，将曹雪芹比附作“诗人”。他认为: “曹雪芹是一个事业上的失败者，却正是诗国里的英雄。”［3］“曹雪芹不但是诗人，而且是画家。”［3］曹雪芹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专事诗歌创作的诗人，却被李长之认为是“诗人”，这一理念与浪漫主义思想中“诗”的泛化有关。施莱格尔表示: “浪漫诗是渐进的总汇诗。它的使命不仅是要把诗的所有被割裂的体裁重新统一起来，使诗同哲学和修辞学产生接触……赋予生活和社会以诗意。……它包括了凡是有诗意的一切，最大的达到把许多体系囊括于自身中的那个艺术体系。”［4］浪漫派以诗来对抗对立和分裂，以诗为中介去解决有限和无限的矛盾，“使有限的东西重归无限。”［5］因此，“诗”在浪漫主义那里，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情感方式、一种哲学追求，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体裁。“在人性的理想状态中，只会有诗存在; 这就是说，届时所有艺术和科学将合为一体，而在我们的状态中，只有真正的诗才是理想的人及总汇性的艺术家。”［4］李长之肯定了《红楼梦》中的诗性元素，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构造的一个“诗”的王国。

　　李长之将曹芹看做“是诗国里的英雄”，“因为他有天才，又有纯挚丰富的感情”［3］。这是诗人之为诗人的根本依据，也是“诗国”存在的基础。在其他批评文章中，也能看到他对于“诗”的情感性的理解。在论及鲁迅时，李长之指出: “倘若诗人的意义，是指在从事于文艺者之性格上偏于主观的，情绪的，而离庸常人所应付的实生活相远的话，则无疑地，鲁迅在文艺上乃是一个诗人。”［6］再比如，在评价司马迁时，李长之认为司马迁是一个抒情诗人的主要原因在于“只是情感才是司马迁的本质。”［7］情感是浪漫诗的重要元素。在浪漫派看来，“诗的王国最终是……( 根据) 情感、想象、幻想和爱。诺瓦利斯认为，情感本身才是人的全都生存赖以建立的基础，人必须通过活生生的个体的灵性去感受世界……诗与情感结为姐妹，诗不过是人的心灵所具有的行动方式。没有情感，也就没有诗。”［5］华兹华斯也说: “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溢。”［8］可以说，情感是诗得以存在的根本基础。李长之正是在认为“情感是诗的本质”这一重要理念下，将曹雪芹认为是“诗人”。

　　不过，我们还应看到，浪漫派还进一步关心“一个最根本的情感———爱”，而爱又与想象有关。施莱格尔认为，只有想象才能把握住爱的秘密。通过想象，浪漫派可以实现提倡扩大诗的概念的真实意图，即把“不透明的、沉抑的、散文化的客体性变为一种活的、灵性的`、诗意性的主体性，使有限与无限的同一能够兑换”。［5］但对这一点，李长之并未进行论述。

　　李长之是在“情感是诗的本质”这一维度上运用“诗”的概念的，并进而分析“诗国”于曹雪芹的意义。李长之在《评李辰冬 ＜ 红楼梦研究 ＞ 》一文中指出: “《红楼梦》的着者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是形上的，这就是贾宝玉还没走入红尘的世界，一是现世的，这就是荣华富贵，一场空幻的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关系如何，是《红楼梦》的哲学。”［3］这两个世界的关系就是: “人生是必须由形上界至而至现实界，又复归形上界的，用《红楼梦》的话说，是必须到红尘走一番，然后各自销案。”［3］在《＜ 水浒传 ＞ 与＜ 红楼梦 ＞ 》中，李长之又强调了《红楼梦》中存在两个世界，“贾宝玉是大荒山上的一块补天石，林黛玉是一株仙草，大都不是红尘中的人物。”［3］由此可见，李长之所认为“两个世界”实际上是“形而上界”与“现实界”，或者用《红楼梦》里的说法，即“天上”与“人间”。李长之并未明确指出这“两个世界”究竟为何，也未细细探讨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但已隐约透露出对于《红楼梦》中理想成分的重视。李长之指出，尽管“遇合，繁华，他都曾有过，然而又没有了”［3］，然而，曹雪芹能够“从生活中打出去，透入人生而超越人生”［3］，“他诗国里的所有……却永久夺不了去的”［3］。夺去的是现实，夺不去的是理想，“诗国”就是曹雪芹所营造的“透入人生而超越人生”的理想世界。

　　“长期以来的史学研究，忽视了对理想世界的关注”［10］，不过，也有一些红学大家郑重讨论过这一问题。俞平伯在 1922 年的《红楼梦辨》中与顾颉刚探讨《红楼梦》的地点问题时已经发现诸多矛盾和困难，除非推翻“大观园不是空中楼阁”的设定前提，其怀疑态度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在1954 年写就的《大观园的地点问题》一文中，俞平伯明确指出大观园包含着相当的理想成分，是用笔墨渲染出的一个蜃楼乐园、空中楼阁。余英时认为，俞平伯的说法在红学史上具有库恩( Thomas． S． Kuhn)所谓“典范”的意义，但环境使他无法对此革命性的新观点加以充分的发挥［10］。1972 年宋淇发表《论大观园》，“这可以说是第一篇郑重讨论《红楼梦》理想世界的文字”［10］。宋淇指出: “作者利用大观园来迁就他创造的企图，包括他的理想，并衬托主要人物的性格，配合故事主线和主体的发展……不论大观园在曹雪芹笔下，如何生动，如何精雕细琢，终究是空中楼阁、纸上园林。”［11］“( 大观园)是保护女儿们的堡垒，只存在于理想中，并没有现实的依据。”［11］余英时于1973 年发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在肯定俞平伯、宋淇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这两个世界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大观园是在贾宝玉心中唯一有意义的世界，“大观园外面的世界只代表肮脏和堕落”［10］，“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重要的线索”［10］。就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关系问题，余英时进行了深入分析，“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是分不开的”，理想世界建立在肮脏的现实基础之上，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受现实世界的冲击。

　　然而，余英时也并未讲清楚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仅以“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等模糊字眼作说明。事实上，李长之早已提醒我们，《红楼梦》超越于一般写实小说的地方是其浪漫主义因素，“乃是中国浪漫主义的最高峰”［3］。曹雪芹的理想世界与浪漫主义所要造的“诗的王国”，又是何其相似。首先，曹雪芹所构造的大观园的理想世界，是与庸常人所应付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的世界。超越庸常生活，创造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探寻“现实生活如何化为诗和艺术”［12］，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其次，李长之指出，这两个世界，一个为“形上的”，未入红尘时的天上世界，即无限的、永恒的世界，另一个是“现世的”，却是“一个空幻的世界”，因为“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 《红楼梦》第一回) ，即有限的世界。李长之点出《红楼梦》的哲学就在于处理这两个世界的关系，即有限与无限的问题，而这亦是浪漫主义的核心思想。由于科学发展和工业文明的兴起，宗教的神圣性被摧毁，人只顾及物质生产和享受，摒弃对灵性的思考，有限失去了通向无限的途径。浪漫主义提出要创造一种“新宗教”，以诗为中介，使得人可以从有限的不完美的现实接近无限的、完美的理想，以实现有限和无限的同一，来为人的生存和世界的意义寻找一个支点。曹雪芹感慨于繁华易逝，唯有通过构造大观园这样的理想世界，才能使得有限生命获得永恒的超越。李长之强调的“透过人生而超越人生”，不正是浪漫主义“超越有限达到无限”的理想吗? 再次，从《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上看，“( 大观园) 这个理想的现实依据是非常之脆弱的。同一切的理想一样，它早晚有幻灭的一天”［11］。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构建的“诗国”终究是幻灭的，这不仅是《红楼梦》的悲剧，更是人类生存的悲剧! 浪漫派一方面以理念化形式构造着所谓“诗意世界”，避免被具体的、琐碎的庸俗生活所湮没，另一方面，人必须得生活于现实之中，过于远离具体化的、现实的生活会使得人生变得抽象，甚至产生虚无感。后期的浪漫派纷纷转向了天主教，以回归宗教的方式来解决有限与无限之间的矛盾，也宣告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幻灭。

　　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又一体现就在于曹雪芹的“理想人物”。在探讨《红楼梦》的人物塑造时，李长之提出一个重要看法: 小说应塑造理想人物。李长之指出，曹雪芹“认为书中的主要人物，应该是理想的”，“在一般的小说，未必有理想，在《红楼梦》却确是有理想的，他书中理想的人物，便由作者赋予了一种美丽的灵魂。”［3］。学者罗伟文认为，李长之将理想作为批评的艺术标准，并将这一概念追溯至德国古典美学，认为这里的“理想”就是指典型，“理想的实质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他强调的理想人物应具有作者赋予的灵魂，指的是典型人物身上富有鲜明的特征性。”［13］不过，纵观李长之的《红楼梦》研究，可以看到，他更多地是从浪漫主义思想的角度来阐述“理想人物”这一理念的。

　　罗伟文认为李长之确立以理想作为审视标准的批评理念的重要意义，在于“有效地阐释小说这类写实型文学在人物塑造上的追求，更准确地把握了按西方写实型小说崇尚典型的发展趋势”［13］。崇尚典型是写实型小说的重要特征，即罗伟文是在默认李长之将《红楼梦》当作写实小说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理想”即为“典型”的。不过，在李长之看来，首先，《红楼梦》并不是绝对的写实主义，“他( 曹雪芹) 有写实的手腕，但只是手腕而已，不是着者的基本精神”［3］。

　　《红楼梦》和一般的写实小说并不一样，因为《红楼梦》有“理想成分和积极力量”，“乃是中国浪漫主义的最高峰”［3］。其次，李长之认为《红楼梦》能够与西方名着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在于擅长写人的精神和情感。试看，“宝玉那样任感情，那样把感情施得过分……简直像俄国人的性格，加上这种狂癫的生理的依据，就很像朵斯退益斯基小说中的人物了。”［3］而且，他以是否能够展示出人的精神为评判标准，来反驳认为高鹗续书不如原着的观点，他“觉得高鹗更能写人精神方面”，“曹雪芹像托尔斯泰，高鹗像朵斯退益斯基”。因此，李长之将《红楼梦》的创作基调认为是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其伟大之处在于擅长写人的精神和情感。所以，单纯用写实型文学注重的“典型”来阐释李长之的“理想人物”的做法值得商榷。

　　罗伟文认为论及人物塑造时，“李长之没有就理想问题进行明确的阐述”［13］，但综合李长之对《红楼梦》的整体研究，我们可以摸索出他的观点。李长之在《红楼梦批判》中多次指出，理想人物应该是有灵魂的，“在《红楼梦》却确是有理想的，他书中理想的人物，便由作者赋予一种美丽的灵魂。”［3］“因为见他是主张书中的人物必须有理想的色彩，我们也就晓得他书中的人物并不是行尸走肉，乃是有着灵魂的，而那理想的所在，也就值得我们加以探索。”［3］“假设自然界的创造是有两种，一种是只给形象的，一种却是更赋予了生命的……只有后一种才是完成的创造……而在赋予了生命的创造中，那高下优劣自然也有着差等: 这就与所赋予的生命之美恶相应。《红楼梦》作者的创造，完全是成功的创造了的，他所创造的人物中有美丽的灵魂。”［3］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红楼梦》的作者究竟要创造什么样的美丽灵魂呢? 李长之指出，“那些人物是作者所理想，所赞成的呢……我认为贾宝玉，贾母，林黛玉三人的意见，是最可以代表作者的意见的。”［3］宝玉不爱“左传国策公羊毂梁汉唐等文”，“最心爱，最熟悉的书，便是西厢记，牡丹亭一类了”，是因为“宝玉本来是感情的，不喜欢的也就不能够”［3］。

　　《西厢记》、《牡丹亭》一类的书都是“主情”、“尚情”的，“我们必需忘不了凭了感情这句话，因为这是书中主人唯一的特性，当然也就是作者的性格的反映。”［3］因此，“凭了感情”的人物就是有生命的灵魂，就是所谓的“理想人物”，而并不是罗伟文所认为的“普通性和特殊性统一的人物”。在《评李辰冬 ＜ 红楼梦研究 ＞ 》中，李长之更是明确指出贾宝玉并非世界上的真实人物，他的身上有作者的理想在，“这理想就是情感高于一切，反对一切功利主义”［3］。《红楼梦》中的“情”为很多研究者所关注，“清代末叶以前，誉之者或称《红楼梦》为‘艳情’之作，毁之者则或斥其为‘yin书’”［14］。但李长之将“情”郑重提升到理想的高度，可谓是有独特的眼光。

　　“情感高于一切”的人，即可称为“情痴情种”。《红楼梦》第二回中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论及世间有三种人，“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怯而生。……大仁者，修治天下; 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 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而还有一种人，是由“清明灵秀之气”和“残忍乖僻之气”相遇激荡而成，“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称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 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贾雨村认为，贾宝玉即是这一类人物，“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其灵秀之气比一般人高，其乖僻之气比一般人更甚。这类人的共同点在于天资优异，不甘为庸人，与浪漫主义诗人有相通之处。“灵秀之气”和“乖僻之气”实为一体，即为“才华”或“创造力”。这一“才华”不仅指文学创作上诗的才能，更是指对于一种新的生活态度或处世方式的创造。“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 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 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情痴情种”即是“诗”在“生于公侯富贵之家”的贾宝玉身上的体现，内蕴“诗性”，外显“情痴”。而在庸众眼中，这类人身上的诗性却是一种“乖僻邪谬之气”，如贾政就认定宝玉“将来酒色之徒耳”，子兴也认为是“色鬼无疑”了。贾雨村驳斥道，这类人身上的诗性“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禅之力，不能知也”，必是有思想、有素养、有学识的人，才能够理解这类人。“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曹雪芹在这里实质上是借贾雨村之口梳理了中国文化中的诗性脉络。他所着力刻画的贾宝玉等人“亦是这一派人物”，其身上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即“诗性”。以诗的方式生活，以诗的态度思考，“在心灵中排除外部现实，用诗意的憧憬创造出诗与哲学的体系”［12］。

　　这也是《红楼梦》的独特魅力所在，它蕴含着人们对于诗意的追求。这也使得《红楼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乃至人类生存现状的思考上都具有独特价值。李长之以敏锐的眼光抓住了曹雪芹的“诗”的理想，它体现在“情感高于一切，反对一切功利主义”的贾宝玉的身上，并高度赞扬: “我们见他( 曹雪芹)对于诗的认识那么正确，我们才承认《红楼梦》这部大着作乃是中国唯一的出自有文学素养的作者之手的小说”［3］，“乃是中国浪漫主义的最高峰”。不过，遗憾的是，李长之仅关注到了“情痴情种”这一“诗”的外在表现，并未深层挖掘“诗”的本质和根源。尽管如此，他对于《红楼梦》中诗性元素的关注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角度，以探求《红楼梦》中的理想成分于文学、于艺术甚而于人生的独特魅力。

　　就“诗国”和理想人物的关系而言，在曹雪芹所创建的“诗国”或理想世界里，住着的都是“诗人”或者理想人物。宋淇指出，“大观园是女人的堡垒，除了宝玉以外，其他男人一律不能入内。”［11］事实上，即便是“女人的堡垒”，入住的女孩子也是经过曹雪芹精心挑选的。黛玉之“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痴情与诗才自不必说; 袭人则是“有些痴处: 伏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 今跟了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 《红楼梦》第三回) ; 就连最通世俗气的宝钗，也“古怪着呢……从来不要这些花儿粉儿的”( 《红楼梦》第七回) 。然而，大观园里的人最终得走出这个诗性世界，理想人物终究要落入庸众之中。人渴望“诗意地栖居”，却往往只能在琐碎、庸俗的有限生活里浮沉，这难道不是“曹雪芹所见到的人间世的最大的悲剧”［1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