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一世纪中叶和十二世纪晚期，在我国历史长河的灿烂星空中闪耀着两颗巨星——生活在北宋仁宗时期的范仲淹（989～1052）和南宋孝宗年间的范成大（1126～1193）。这一双子星座，不仅是范氏族姓中的佼佼者，宋代历史人物中的出类拔萃者；也是中华民族古往今来历史长廊中的杰出人物，是两位值得人们永远怀念和尊敬的历史人物。

　　姑苏，是镶嵌在中国大地上的一颗明珠，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浩瀚的太湖，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州自宋代以来，就享有“人间天堂”的美誉。范仲淹和范成大是姑苏人引以为自豪的两位历史巨人。范成大的《吴郡志》更是记载了姑苏的辉煌历史。

　　考察两范生活、从政、治学的人生轨迹，发现他们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均为苏州人，皆选择风光秀丽的天平山为祖茔，按“堪舆家”的预言，这是块风水宝地。同样的出身孤贫，早岁丧父，备尝人间艰辛而刻苦力学，发奋图强，青少年时期打下十分扎实的学问根基。同样的历宦州郡，出为边帅，显示了卓越的政治、军事、外交才华；同样官至参知政事，未能拜相；同样因身体羸弱，力不从心而早萌退意。同样热爱祖国山水风光，有着广泛的交游和兴趣，均有文学天赋和创作才华。甚至同样以书法及丰富的生活情趣而擅名。

　　当然他们也有不少不同之处：如范仲淹作为开一代士风的领袖人物，更具政治家的风范和襟怀。作为宋学的开山，不失为思想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在战争年代出临边塞的范仲淹更具军事才华和雄才大略，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及其善于识别拔擢人才，是其人生的光辉亮点之一。而范成大，由于其博闻强记的天赋和到过更多地区的丰富阅历，使其成为百科全书型的渊博学者；作为南宋杰出的外交使节，是为数不多的临危不惧、智勇双全的不辱使命的外交家。范成大享有“南宋四大家”之一的盛誉，其田园诗更赢得后人的讚赏，是杰出的文学家。鲜为人知的是：范成大还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社会学家和民俗学家、地理学家，他对各地的人文风俗有着深切的瞭解和渊博的知识。令人遗憾的是：一百三十六卷的《范石湖大全集》的久佚失传（仅其中诗赋集34卷及杂著6卷存世），不仅影响了我们对范成大其人的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甚至导致了一些不公正的误解。四库馆臣未能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石湖大全集》实在是一大憾事。如果概括两范间的同与不同，是否可依主次给出五顶现代“桂冠”予以定位：范仲淹是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文学家；而范成大则是学者、文学家、外交家、地理学家、人类社会学家。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初的笔者，觉得有必要对这两位历史巨人进行一番比较研究。过去，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中，我们很长时间在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这样的概念上争论不休。以笔者的愚见，历史人物研究离不开四大要素，即人、事、地、时。人，即研究其人际交往，事即其从政、治学的生活经历，地，即其生活的人文环境，时，为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研究历史人物要充分把握这四大要素，网罗有关的全部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注重将历史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最合适的研究方式莫过于编写年谱，时经事纬，可以充分展示人物的时代风貌；而其心路历程，则有赖于评传式的理性分析来揭示。

　　近二十年来，笔者治学的兴趣和焦点之一即对两位范姓乡前贤的研究。如果说，对范仲淹的相关资料搜集较完备而以拙撰《范仲淹评传》的刊行及拙编《范仲淹年谱长编》的编定（待刊）为标志，对仲淹的研究可暂告一段落的话；对范成大的研究则刚方兴未艾。儘管笔者已从四部典籍、佛道两藏、出土资料及法帖石刻中搜集到范成大的佚文近百篇，也写过几篇关于范成大的论文，但对这位百科全书式学者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颇想以这种“比较研究”为契机，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写出一部《范成大评传》来，为笔者的宋代乡邦人物研究划上比较圆满的句号。今拟先对“两范”的生平事略及其学术、思想、著作等作一概略的敍述，由于拙撰《范仲淹评传》已刊行，这种略述于范成大则稍详，着重点仍在注重构成比较研究基础的基本史料。

　　一．范仲淹生平及其思想概论

　　（一）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人。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元989年10月1日）诞生在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其父范墉时为北道重镇成德军节度掌书记。次年，范墉即因病与世长辞，终官武宁军（徐州）节度掌书记。墉两娶，生有五子，其三早卒，惟范仲温（985～1050）和仲淹幸存，仲淹即为范墉继娶谢氏所生[１]。范墉去世后，年仅六岁的仲温育于苏州族人。稍后，谢氏则带著仲淹改嫁长山朱文翰，改名朱说，渡过了备尝艰辛的青少年时代。朱文翰曾任安乡知县，范仲淹随继父生母在洞庭湖畔接受了启蒙教育，留下“书台夜雨”的佳话；后又来到朱文翰的故乡淄州长山，攻苦食淡，励志苦读于长白山醴泉寺等地，继父朱文翰终官长山县令。对于继父的“既加养育，複勤训导”，仲淹始终怀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感激心理，即使在其显贵后仍念念不忘，请以“所授功臣阶勳恩命回赠继父一官”[２]，还悉心关注其丧葬事宜。对朱氏子侄的奏请异姓恩泽，解决求学及生活困难等问题，也关怀备至，视同范氏子弟，体现了一代名臣的风范。

　　范仲淹二十岁时，曾远游陕西，结识名士王镐，一起啸傲于雩、杜之间，抚琴论《易》，极尽其欢，晚年仍满怀深情地追念这位旧友。约略稍前，范仲淹还与王洙有布素之游，奠定了终生不渝的友情。这种出行和交游，开扩了青年范仲淹的视野。

　　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范仲淹在著名的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应天书院求学，数年的刻苦力学生涯使他“大通六经之旨” [３]。青年范仲淹虽“出处穷困”，“布素寒姿”，但却矢志不渝，勤奋学习，自觉磨练意志，确立了其卓荦不群的理想人格，“忧思深远”的忧患意识和“忧国忧民”[４]的远大抱负。如果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５]是范仲淹的初衷，那末在南都学舍他已有了“慨然有志于天下”[６]的人生信念。

　　大中祥符八年（1015）的进士及第，是范仲淹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是科江西人萧贯贡试第一，但鄙薄南人的寇淮，硬是说服真宗，让蔡齐状元及第，这和他坚持不让王钦若拜相一样，体现了他人才观念上狭隘的地域观念，范仲淹却对这位名相的刚毅果敢，勇于决断，推崇备至。

　　仲淹释褐初仕广德军司理参军，首先奉母侍养。他治狱廉平，清正自守，常与知军大异其趣而挺然不从。刚正不阿，卓然而立的操守已始见于筮仕之初。天喜元年（1017），范擢文林郎、权集庆军（亳州）节度推官，时知州为上官佖，通判杨日严，十分倚重这位才华横溢的年青幕僚。次年，三十岁的范仲淹有燕赵之行，留下了豪情满怀的《河朔吟》，抒发了他收复燕云失地的壮志雄心。他还奉母命归宗复姓，上表陈请时有一联四六名句，化用范蠡、范睢故事，用事精切，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和文字功力。

　　天喜五年（1021），仲淹调官监西溪盐仓。这位僻居海隅的监当官，颇有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感，不避自荐之嫌上书时为执政的张知白，向他倾吐心声：“卑栖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７]八百馀年后，民族英雄林则徐也直抒胸臆：“位卑未敢忘忧国”，实出同一机抒。范仲淹同年挚友滕宗谅，时官泰州从事，两人志趣相投，时相过从，唱酬无已，他们在东海之滨结下情逾骨肉的金石之交。他和富弼，也在海陵结下终身不渝的忘年交，当时，富弼侍父而来读书于此（弼父富言监泰州酒税）。

　　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创议重修捍海堰，与滕宗谅一起主持这项工程，因气候条件恶劣，遭遇挫折。但仲淹不为所动向朝廷力陈，得到淮南漕使胡令仪、发运副使张纶的支持，在胡、张的主持下，于四年秋重新开工，历时三年，这条横跨通、泰、楚三州，长达一百五十里的捍海堰终于完成。虽然仲淹因守母丧离开了泰州，但当地人民仍将其命名为“范公堤”。三州均立有范公生祠，杨阜《画像讚》云：“我思范公，水远堤长” 。“青衫下僚”的“名世高节”，是永远留在当地人民心中的丰碑，范公堤在近千年的“捍患御灾”[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遗址迄今犹存。范仲淹写有《堰记》，总结他第一次治水的实践经验，可惜这部水利名著早已散佚。

　　天圣五年（1027）正月，晏殊罢执政为南京留守，辟守丧居此的范仲淹掌应天府学教席。次年，还荐仲淹应学士院试，除秘阁校理，范的仕宦生涯实现了一次重要转折。从此，他对小自己二岁的晏殊终身师事之，体现了其尊师重道的可贵品格。范仲淹在执掌府学的教学实践中初步形成了其教育思想和人才观。在南都守丧期间，范仲淹向宰相上万言书，提出了他最初的改*新思维， 不仅成为庆曆新政的蓝图， 也启示了王安石的熙丰变法。 苏轼高度评价了这一“天下传诵”的万言书，称“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９]首相王曾对这通万言书极为讚赏，暗示晏殊荐范召试馆职。在宋仁宗时期，人才的脱颖而出，时贤先达的荐拔赏识，大力提携，也是重要原因。范仲淹对此深有体会，在他跻身名流后，比他的前辈做得更多、更好。在人才的破格选任方面，由于范仲淹不遗馀力的倡导和垂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仁、英、神、哲四朝如云蒸霞蔚般灿若群星的可喜局面出现，这是赵宋王朝能在内忧外患中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

　　天圣七年（1029），范仲淹力谏皇太后不可在殿廷接受仁宗行拜贺之礼，认为这样有损“君体主威”；又建议刘太后还政于“春秋已盛”的仁宗皇帝，但春意正浓的皇太后切于权势，疏入不报。仲淹遂自请补外，通判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

　　天圣九年三月，仲淹迁太常博士、徒陈州（治今河南淮阳）通判。知州杨日严乃亳州时顶头上司，继任知州胡则，也与仲淹结成忘年再世之交。人在宛丘的范仲淹仍时时关注着朝廷的政治态势、人事变化动向。

　　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撒手人环西归，仁宗亲政，朝政一新。原先上疏忤刘太后的官员相继得到提拔重用。四月，范仲淹被召回，除右司谏。宋代的台谏官许风闻言事，即可据传闻上疏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使失实，也不加罪。这是历代封建王朝望尘莫及的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和批评朝政权力。目的在于 “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 苏轼对这种“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１０]的赵宋祖宗家法最为讚赏， 儘管他自己曾蒙受过“乌台诗案”的牢狱之灾。

　　仲淹直言极谏，恪尽言责。在太后称制时，劝刘后尽母道；在仁宗亲政后，则劝帝尽子道，调和二宫，煞费苦心。仲淹还受命安抚江淮灾伤，所至措置得宜，如奏蠲舒、庐州等地折役茶、赡军茶、江东丁口盐钱，主张盐法通商等，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负担。 是年岁末，在宰相吕夷简的支持下，仁宗废黜郭皇后。台谏在孔道辅和范仲淹的率领下，群起力争，被责问得张口结舌、理屈词穷的吕夷简玩弄阴谋手法，请台谏次日上朝力陈；仁宗连夜下达诏旨，分贬台谏领袖孔、范出知泰州、睦州，天明即押出国门。台谏官员相继上疏救援、力争，皆不报。在皇权和相权的联合压制下，显然，台谏只能屈居下风。

　　景右元年（1034），仲淹出守睦州。在春意绵绵，风景如画的新安江畔，身心疲惫的范仲淹，凭弔严子陵钓台，主持重修了严光祠堂，精神境界有了新的升华。他倡导贪廉懦立的名教思想，“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１１]，成为激励人们道德品质修养的千古名言。桐庐郡小政闲，公务之馀，范仲淹与幕僚一起登临游赏，交相唱酬，饱享畅游山水之乐。就在仲淹陶醉在江城赏心悦目的诗情画意之中时，同年八月，一道诏令将他调知乡郡苏州。

　　当时苏州正发大水，宋代任官有避乡贯、亲嫌的规定，不知是否他主修“范公堤”的成功实践促成了这次调动？范仲淹行装未卸，就赴常熟、昆山实地考察灾情，提出了疏浚五河，引太湖之水注入东海的治水方略，成为苏州地区北宋迄今屡见成效的一种治水主导性思路。回到苏州城内，又全力以赴赈济救助嗷嗷待哺的十万灾民。仲淹记事以来第一次回故乡，仅及凭弔吴县天平山的祖茔，察看姑苏城内的祖居，命名其宅西斋为岁寒堂，堂前之松为君子树，树旁之阁为松风阁，各赋诗一首，寓意深矣。

　　景右二年（1035）三月，仲淹被擢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跻身侍从，有了更能发挥其才华和更多干预时政的机遇。八月，仲淹以判国子监召回后，言事益切。老谋深算、城府很深的吕夷简奏请任命范权知开封府，想以烦忙的日常事务困扰之，再相机寻其治政失误而罢黜之。但范精于吏治，治绩无懈可击，京都肃然。

　　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吕夷简擅权市恩。向仁宗上百官图，指出进退官员的大权应由皇帝亲自掌握。又上《帝王好尚》等四论，仲淹不过是从维护赵宋祖宗家法的立场出发，主张强化皇权，侵削相权而已。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权势欲极重的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１２]宠信吕相的仁宗诏令范仲淹落职出知饶州，这是范仲淹第三次因言事而遭贬黜。阿附权相的侍御史韩渎还奏请以仲淹朋堂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当时范仲淹以其刚正不阿的人格魅力已在士林享有重望，馆职余靖、尹洙上疏论救，相继被贬外；欧阳修致书右司谏高若讷，斥其迎合时相不论救仲淹为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被贬知夷陵。蔡襄愤而作“四贤一不肖”诗记其事，士论荣之，传诵中外，洛阳纸贵。这场风波史称“景右党争”，上述诸人后来均成为宋代名臣，范仲淹士林领袖地位逐渐形成。仲淹被贬出京，依例交游官员当祖饯都门，但迫于时相的淫威，前来送行的只有李紘和王质。

　　三出专城，屡遭贬黜的范仲淹，虽鬓白如丝犹素心未改，“许国忘家”[１３]乃其立朝准则、处世信条。仲淹每守一州，把兴利除弊作为行政首要目标。在饶州，奏免鸟嘴茶充贡和奏免德兴银冶场的贡课，成为他新的德政。南宋初，状元及第的王十朋在州治创思贤堂，州学建敬爱堂，立颜（真卿）范庙，以纪念这位前贤。

　　景右四年（1037）十二月，因叶清臣疏请，诏移仲淹润州（治今江苏镇江），次年到任。宝元二年（1039）三月，又徒知东南重镇越州（治今浙江绍兴）。在润，仲淹尝筹画建州学，重建清风桥，后被改名“范公桥”；在越，则以德化治，后人建有贤牧亭以祠。他还留下了《清白堂记》，力邀李觏来越州州学执教，兴学已成为他关注的焦点。

　　康定元年（1040），西夏战事骤起，宋军大败于三川口，朝野震惊。仲淹临危受命，先以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旋擢刑部员外郎、陕西都漕，又迁龙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膺寄方面。八月，再迁户部郎中，自请代张存知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在延州实行将兵法，採取积极防御、寻机小规模出击战略，初步稳固鄜延防綫。授狄青《左传》，勉以折节读书，遂成一代名将；又对志在投笔从戎的张载，劝以治《中庸》，张后成关学开山，理学巨擘。仲淹的慧眼识人，于此可见一斑。

　　庆曆元年（1041），韩琦对西夏採取攻策，仲淹不为所动，结果宋军大败于好水川。仲淹也因私与元昊通书，独犯“人臣无外交”天条而被降官户部员外郎，贬知耀州；韩琦则因败军之罪贬知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十月，分陕西为秦凤、泾原、鄜延、环庆四路，由韩琦、王沿、仲淹、庞籍分任四路帅臣。仲淹奏上攻守二议，初步形成其独具卓见的加强西北防务、抗击西夏的军事思想。

　　庆曆二年（1042），范上疏再论攻守之策，主张增筑堡塞，行坚壁清野之计，在扩军备战的同时，实施招纳怀抚之策。三月进筑大顺城，成为楔入双方必争地界的堡垒，进可攻，退可守。范有诗记其事，张载有《记》颂其功。仲淹又主张营水洛城，坚辞邠州观察使之职，不愿以文阶易武阶，这是当时儒臣的普遍心态。闰九月，由于主将葛怀敏“猾懦不知兵” [１４]，轻率冒进，再败于定川砦。仲淹及时从庆州出兵驰援，方稳住阵脚，迫使西夏退兵。十一月，诏命复置四路都部署，以范、韩、庞籍分领之，系衔并带四路招讨使。仲淹上表自请，愿与韩琦共同驻跸泾州，与延州庞籍成犄角之势，又奏请文彦博知秦州、滕宗谅知庆州，并兼两路帅臣。经过反复探索，在范、韩主持下，宋陕西四路立体纵深攻防体系始构筑完成，宋夏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宋夏和议，仍以延州为管道，正式启动。范仲淹稳妥的积极防御战略初见成效。

　　庆曆三年（1043）四月，范、韩因西綫战功而擢拜枢密副使，八月，又除范仲淹参知政事，九月开天章阁，诏命近臣条对时政，仲淹应诏上《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措施。标志着庆曆新政之始，且除修武备一项外，其馀九项措施均以诏令形式划一颁行，在行之二年的新政期间，尚有溢出十事疏的内容。新政包括澄清吏治、培育人才、富民强兵、强化法制等四个方面内容。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法制等各个领域，是顺应历史潮流，颇有一定深广度和社会效应的一次改革运动，旨在调整封建国家决策体制及运行机制的改革。其中，如“磨勘新制”是对两宋陈陈相因的的磨勘旧法唯一一次革故鼎新的强力衝击；厚农桑也确实对兴水利、课农桑、辟田畴、增户口产生了积极影响。最为功德无量的是诏州学立学和改革贡举考试制度，这不仅促进了文风和社会风气的深刻转变，也造就了大量人才的脱颖而出和文化学术事业等精神文明的高度繁荣昌盛。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弥久的影响。庆曆新政为熙丰变法及此后的历次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由于仁宗皇帝的始从终弃，执政大臣的首鼠两端，守旧势力的顽固强大，祖宗家法的掣肘限制，导致了庆曆新政的功败垂成。但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一次全面政治改革，是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远大抱负的一次可贵实践，其功绩永垂史册。庆曆四年八月至五年元月，仲淹被命宣抚河东、陕西，在秋冬季节，先后行经今山西及陕西的一些地区，在宋代为交通未便、备极艰辛的极边地区。就在仲淹黾勉王室，艰难跋涉之际，王拱辰等策划了“奏邸之狱”，将苏舜钦等改革派新进英锐“一网打尽”，矛头直指时相杜衍和参知政事范仲淹，范自请罢执政，求知邠州，得到批淮。庆曆五年十一月，又诏罢仲淹兼任四路帅臣，以给事中改知邓州。

　　庆曆六年（1146）起，范仲淹在邓州渡过了三年一生中难得的惬意时光。解除了机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在邓州这一风光秀美的重镇，在“幕中文雅尽嘉宾”[１５]和诸子随侍的亲情中优闲度过了邓州之任。在这里，他的曹氏新夫人还生下了季子纯粹，后来成为苏轼的徐州僚友，他请苏轼写下了《范文正公文集序》。仲淹在邓州，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既是对前任、同年谢绦的忆念，又把这风景如画的园囿辟为公园而与民同乐。仲淹在邓州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其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邓州。他还兴致勃勃参加了祠风师、贺瑞雪等民俗活动，祈求农业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每到一地，他总把民众的疾苦安危放在首位。所以当他任满时，邓民遮道，仲淹也颇愿留任，遂得再任。范仲淹身后，邓人在州治建“景范楼”，在百花洲建范公祠，纪念这位名臣在邓州留下的政绩与遗泽。

　　皇右元年（1049），范仲淹移守东南重镇杭州。在赴任途中，他最后一次在乡郡姑苏逗留，决定创办范氏义庄。作为元老重臣，这年七月，又擢官礼部侍郎。儘管他未能如唐宋贤守白居易、苏东坡那样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留下令人讚歎的白堤、苏堤，但他首创的救荒模式，却在中国经济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皇右二年，两浙路爆发大饥馑，杭州灾情尤重。仲淹一改开仓济民，赈济流亡的常规办法，而是纵民出游竞渡，力倡公私兴工造作，独创以工代赈，募民兴利的救灾新模式。另外，他又抬高粮价，广泛吸纳粮食涌向杭城，导致粮价大幅回落和人心稳定。这种扩大消费，刺激生产，增加就业机会，兴办公共设施和工程项目，组织灾民自救；与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粮价双管齐下的高明措施，保证了杭州“民不流徒”[１６]，安然度荒。皇右三年，范仲淹移知青州，与富弼交政后，又逢河朔饥荒，范又成功地将这种管子发明的轻重之术发挥到极至，一举三得，既平抑粮价，又免支移之苦，还帮助州民渡过青黄不接的艰难时光。这充分体现了范仲淹的过人胆识和行政智慧。可惜，皇右四年五月二十日（公元1052年6月20日），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在移守颍州的途中病逝于徐州。范仲淹“智谋过人远甚”，“文武兼备” [１７]，无论在朝主政，出帅方面，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即使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也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他又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儒宗仁义；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一生孜孜于教育事业，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园未立”[１８]，居无定所，临终又《遗表》一言不及私事。他不凡而短促的人生，谱写了“先忧后乐”的时代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