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梁启超指出：“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1 〕后，述中国传统史学者，皆以为正统不足论。其实，作为传统史学中的一种深层的历史观念，正统观一直影响着史家的史学思想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形式，决非不足论之事。本文对传统史学中具有典型性的欧阳修的正统观做一探讨，以期加深对欧阳修史学思想的理解，同时也期望通过这一探讨，加深对传统史学中一些问题的理解。

　（一）

　　梁启超说：“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2〕所言极是，宋代史学领域论正统成为一时风尚，很多学者都对正统问题进行了阐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尤以欧阳修的正统论影响最深。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欧阳修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前代正统问题进行了批判总结，从新的角度，开辟了正统理论的新天地，并使之由政治神话变成了史学问题，创导了将正统融入史学的先河，而且提出了自己的历史价值标准，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欧阳修的正统观是以北宋“《春秋》学”尊王大一统观念作为理论依据的，从这一观念出发，欧阳修批判了讨论正统问题时出现的“昧者之论”与“自私之论”。

　　所谓“昧者之论”，是指用五德终始作为理论基础的带有神秘主义和天命观的正统论。这种理论自秦汉以后成为人们解说王朝更迭、历史变迁的重要理论依据，一直到北宋年间，这种观点仍相当流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朝廷便认定“国家受周＠①，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太宗雍熙元年四月，有人上书言“当越五代而上承唐统为金德”；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张君房上疏亦云“唐土德，五运相承，国家当承唐室正统，用金德王”；天禧四年五月，谢绛又上言以宋宜用土德。诸人所议虽异，但都不出五运之说。这种观念在史学领域里表现也很明显。宋真宗时修“册府元龟”，其中的正统思想就是以五运之说立论的，它说：“昔洛出书九章，圣人则之，以为世大法，其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帝王之起，必承其王气。”〔3〕用“历数”、“征应”、“行次”、“天统”等概念解释历代王朝的更迭，完全脱离了历史实际，认为“创业受命之主，必推本乎历数，参考乎征应，稽其行次，上承天统”。〔4 〕《册府元龟》用这种神秘迷信的正统观念来总结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欧阳修的至交、并曾参与《新五代史》编撰的尹洙，也根据五德学说，提出“天地有常位，运历有常数，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5〕认为历史的发展、 王朝的更迭是遵循“常数”的，并由此构成了有“主”有“奉”的社会等级秩序。张方平也从五运的角度解释历史的发展，他说：“夫帝王之作也，必膺箓受图，改正易号，定制度于大一统，推历数以叙五运，所以应天休命与民。”〔6〕由此可见， 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史学领域，北宋中前期一大批士大夫都是信奉五运终始的正统理论的。对此，欧阳修进行了无情批判，“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谬妄之说也。”〔7〕以五德学说作为理论依据的正统论者，均“溺于非圣之学”。〔8〕秦在中国历史上有突出的地位，人们既不据其功业，也不据其道德，只依据三统五运就把它黜为闰位，汉朝本是“以至公大义而起”，五运论者不究其道德功业，只是认为“以火德当天统”，甚而至于“引蛇龙之妖以为左验”，在欧阳修看来，这些都是“昧者之言”，〔9 〕是不足以说明王朝治乱兴衰、历史发展变化的。欧阳修在此批判了神学迷信的正统观，破除了作为王朝更迭之政治神话的基础，不能不说是正统论在史学上的一大进步。此后讨论正统，已很少有人再用五运之说立论。

　　所谓“自私之论”，指史家在作史时为本朝争正统，偏私本朝。如撰写南北朝史，“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授，则正其统曰：唐授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授之后魏”，更为严重的是，“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10〕欧阳修认为这些都是“挟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学”。〔11〕对于这种在做史时不顾事实，任意树立正统，而无是非予夺之标准的做法，欧阳修十分鄙弃。

（二）

　　通过对历史上及现实中正统问题的反思批判，欧阳修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正统理论。他从北宋“《春秋》学”尊王大一统角度提出对正统的理解，“臣愚因以谓正统，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12〕“《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13〕根据“居正”与“一统”，欧阳修指出历史上的正统王朝有三类：第一类是“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尧、舜、夏、商、周、秦、汉、唐属此类；第二类是“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东周属此类；第三类是“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西晋、隋属此类。〔14〕在这里，欧阳修提出了“正”与“一”两个历史价值标准，所谓“正”，是指道德而言，也即封建的礼分：所谓“一”，是指功业而言，也即王朝的业绩。欧阳修反对纯粹用道德因素区分历史的做法，把现实功业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提出在论述王朝地位时要“较其德与迹”，〔15〕也即确立道德、功业并重的历史评价标准。在他看来，三代相传，“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没什么可说的。但“自秦以来，兴者以力”，这就需要认真考虑王朝的功业了，“直较其迹之逆顺，功之成败”。〔16〕在这里，欧阳修不囿于对历史作道德善恶两极判断的成见，能从王朝统治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脱离历史事实的空虚的道德标准，将封建的伦理道德与部分的历史事实融合起来，为传统的价值观念注入了功业因素，并使正统问题直接与历史问题相联系，这不能不说是欧阳修史学思想的巨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