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仆人到创造性叛逆者论文

　　[摘 要]  传统译论中, 译者处于“忠实”与“背叛”的两难境地, 得不到应有的主体地位。解构主义的翻译观视翻译为译者的操纵与摆布行为, 译者从传统的仆人一跃成了赋予原著以“来世”的主宰。译介学中译者是“创造性叛逆者”的提法, 既不贬低也不拔高译者的作用, 充分体现了位于仆人与主宰两极之间的译者的主体性。

　　[关键词]  翻译理论; 创造性叛逆; 主体地位

　　翻译之难, 许多译家都有感叹。严复曰“一名之立, 旬月踌躇”。郭沫若认为翻译之难, 胜过创作。郁达夫、鲁迅、余光中等人, 都在不同场合谈过翻译的难处。翻译难, 究其根本, 难在译者须在对原文的“忠实”与“背叛”之间进行得与失的选择, 难在译者始终走不出原著和作者的阴影。本文试图从传统译论中译者的仆人地位、解构主义译论中译者所享有的高度自由、译介学中译者即创造性叛逆者等方面, 对译者的主体地位进行探讨。译者是创造性叛逆者的提法使译者获得了与读者与原著者平等对话的权利, 将译者置于了翻译活动最中心的位置, 为我们重新审视译者的主体地位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值得我们仔细探讨和深刻反思。

　　一

　　德国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指出, 翻译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 另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 让作者去接近读者(Schulte , R. &J . Biguenet 1992 :42) 。不管译者采取哪一种途径, 都摆脱不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或者必须忠实于原作, 对原文作者负责, 或者尽量为译文读者考虑, 使译文读来通顺流畅。回顾传统译论, 可以看出, 翻译家们一直试图在这二者中求得一个理想的平衡。于是, 在由原作者、译者、读者构成的翻译诸要素中, 译者貌似处于中心地位, 实际上却位于“原作者—读者—译者”这一级阶的最底层: 忠实于原作也好, 为了译文读者而采用重内容轻形式的通顺译也好, 译者都丧失了主动, 沦为了仆人。

　　先看第一种情形。许多人认为翻译是以一种语言对用另一种语言创作的文本进行的复制。既然是复制, 理想的译文自然是与原文亦步亦趋, 毫发不差。因此, 原作和原作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而译者则被赋予各种各样地位卑微的角色: 法国学者夏尔·巴托认为译者是原作者的仆人(谭载喜, 1991 : 124) ; 德莱顿将译者比喻成戴着脚镣跳舞的舞者(谭载喜, 1991 : 18) 。译者是媒婆、匠人、拙劣的模仿者, 他们唯一的权利便是重现一个多多少少与原作等似的仿制品。永远居于中心地位的是作者, 是作者创作的作品。正如格里马尔德所宣称的那样, “忠实原文是翻译的最高宗旨” (谭载喜, 1991 :95) 。译者不过是一个边缘人, 只能居于屈从地位。

　　再看第二种情形。即便译者暂时不顾原作的束缚,还得面对译文能否被读者接受的问题。从读者接受层面讲, 评价译作好坏的标准是能否让译文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获得与原文读者阅读原文类似或相同的感受。这正是奈达所提出的功能对等或动态对等理论的核心观点。范仲英也指出, 翻译的标准是“把原文信息的思想内容及表现手法, 用译语原原本本地重新表达出来, 使译文读者能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 (范仲英, 1994 :37) 。然而, 由于普通读者大多数希望译文是通顺的', 读起来好像没有翻译过, 而是用本族语创作的原著, 这就助长了译者采取一种如韦努蒂所说的“透明”或“归化”策略: 好的翻译透明得像一扇玻璃, 没有任何的污渍和刮伤, 让人察觉不到它的存在。高明的译者绝不能让读者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应该是“隐身人”。

　　翻译是一门涉及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工作。对于作者和读者而言, 译者是中介体, 起着沟通两者的作用。

　　长期以来, 传统译论从静止的文本比较出发, 认为译者的作用, 就是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前者把译者看成了作者的传声筒和原著的摹拟者。而所谓对读者负责, 其隐含的意思亦无非是看译者是否为作者合格的代言人。自然,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即作为一个和作者、读者一样拥有自我主体性的个人, 译者是否就因为从事翻译工作而不得不丧失自我, 丧失人的主体地位,进而变成一个机械的、缺乏灵魂的工具去转述别人的思想、观点呢? 假如事情果真如此, 译者便消失了, 便不存在了。人们只会看到作者在怎么说、怎么想, 只能注意到广大读者在怎么接受、怎么理解原著, 而完全忘记了译者的存在。

　　二

　　翻译理论的发展, 为考察译者地位提供了新的视角。上世纪后期, 在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界产生了对结构主义的反叛, 发展了解构主义或称后结构主义的思潮。

　　这一思潮不仅在文艺批评理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也深深动摇了传统翻译理论的根基。就今天的西方翻译界而言, 解构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视角已经成为翻译理论研究的主流观点之一。

　　解构主义翻译观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德里达、福柯和罗兰·巴特, 美国的保罗·德曼、劳伦斯·韦努蒂等人。

　　他们激进的反传统观念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传统译论中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固有认识, 并进而重新认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首先, 通过“延异”概念的引入, 解构主义者颠覆了原文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冲击了传统译论的“忠实”原则, 解脱了套在译者身上的十字架。德里达把语言符号理解为“印迹” (trace) , 认为符号总在与别的符号对立联系中显出意义, 别的符号为了帮助界定其意义, 要在它上面留下印迹。为了描述翻译过程中任何一个符号都与其他符号息息相关, 德里达杜撰了一个新词“延异”(différence) , 它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时间上的差别、区分, 即to differ ; 一是空间上的不同、延宕, 即to de2lay。“延异”不仅用以表示任何符号都与其他符号相关,并且在对立比较形成差异时显出自身的价值, 也用以指任何一个文本作为一个符号都与别的文本相互交织, 形成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解构主义者通过这样的推理, 消解了文本的内在结构或中心, 认为文本是一个无中心的系统, 没有终极意义, 这便从根本上动摇了“忠实”原则的基础。其次, 解构主义者消解了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中心地位, 指出译者与作者一样是创作的主体。他们宣称“作者死了”, 否定作者主宰文本意义, 强调意义是读者与文本接触时的产物, 文本能否生存完全取决于读者。作为译入语第一读者的译者,因此获得了空前的自由, 不必再战战兢兢地跟在作者后面亦步亦趋; 他们赋予了原著一个新的“来世”(afterl2ife) 。再次, 解构主义者强调翻译不是求同, 而是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