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逻辑与文化论文

　　中国逻辑研究中文化范式的明确提出，开始于崔清田教授，发展于鞠实儿教授。这一范式，目前己经成为中国逻辑研究过程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一种研究思路和框架。当然需要指出，明确强调中国逻辑研究过程中应当关注文化的思想，虽然肇始于崔清田教授，但是，这一思想却发端于近代时期的学者张东荪。

一、张东荪论逻辑与文化

　　张东荪(1886一1973)，中国近代时期著名学者。1995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张汝伦编辑的《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同一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张耀南编辑的《知识与文化—张东荪文化论著辑要》。自此，张东荪的逻辑思想开始逐渐引起当代中国逻辑史界的思考和关注。其中，定稿于1940年，出版于1946年的《知识与文化》一书，在附录部分包含有张东荪完成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三篇文章:《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思想言语与文化》、《不同的逻辑与文化并论中国理学》。“在这几篇文章中张东荪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逻辑与文化”的问题。

　　以下摘引张东荪有关逻辑与文化问题的主要论述。

　　资料1:”我作此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表明逻辑是跟着文化走的，即因文化的需要逼使人们的思想不得不另有一种”联结”( connection)。所以逻辑的联结是为其背后的文化与概念所左右，而不是逻辑左右文化。详言之，即不是逻辑是普遍必然的，而通贯于一切文化之中。因此我主张没有唯一的逻辑而只有各当文化一方面以应其需要的种种逻辑。……我主张我们应该更换着眼点:即把逻辑当作文化的产物，用文化来解释逻辑。”，

　　根据资料1，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第一，逻辑和文化的关系是张东荪专门探讨的一个议题，也就是说，他不是以捎带的方式顺便提及这个问题，而是把它作为认真思考、求索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视为张东荪对他所处时代的学术思潮的一个反应:随着西方逻辑在近代中国的持续传播，逻辑和文化的关系究竟如何，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第二，文化决定逻辑，而不是“逻辑左右文化”。这和他对逻辑实质的理解直接相关:逻辑是研究“联接”关系的，这种联接关系刻画的是不同思想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第三，逻辑属于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和非逻辑的文化构成部分之间可以说是一种平列关系，也就是“当文化一方面”。第四，逻辑的类型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这就是他所谓的“不是逻辑是普遍必然的，而通贯于一切文化之中”。

　　资料2:”现在我研究了以后，乃发现逻辑是由文化的需要而逼迫出来的，跟着哲学思想走。这就是说逻辑不是普遍的与根本的。并且没有”唯一的逻辑”( logic as such)，而只有各种不同的逻辑”。

　　根据资料2，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第一，张东荪明确提出了对逻辑、哲学、文化这三者之间关系的看法:一方面，逻辑因为文化的需要而产生，体现的是不同思想之间的一种联接关系，可以说，没有文化就没有逻辑，文化是因，逻辑是果;另一方面，不同逻辑的特点和类型又反映着不同哲学思想的特点和类型，这就是逻辑“跟着哲学思想走”。话句话说，不同哲学思想的特点和类型，决定着不同逻辑的特点和类型。这可以说是张东荪逻辑与文化思想的一个具体化。第二，公开质疑和反对西方逻辑的唯一性，提出了相应的反命题—没有“唯一的逻辑”，而只有各种不同的逻辑。

　　资料3:”严格来说，我们没有所谓逻辑之先在性(priority)与逻辑之普遍性(universality)。因为不是逻辑对于思想从外面加以规范，乃只是逻辑就混在思想，同时受其影响而与之共同变化”。

　　根据资料3，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第一，张东荪否定逻辑对思想的“先在性”，也就是决定性，因为逻辑不是外在于思想的一个独立存在，不是“对于思想从外面加以规范”的事物，而是相反，逻辑本身就存在于思想之中，和其他非逻辑之思想成分一起“混在思想”中，这显然是一种本体论的思考方法。第二，张东荪否定逻辑的普遍性并给出相应的解释，实际上构成了“没有”唯一的逻辑”，而只有各种不同的逻辑”这一口号的另外一个诊释。 资料4:”逻辑乃是应乎文化的需要而起的。文化上需要若有不同，则逻辑的样子便亦跟着有变化了。所以我说逻辑是交织在全文化中，随着文化而变化，并不是逻辑为普泛的规则以作任何人类思想的唯一依据。根据资料4，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第一，张东荪提出了逻辑发生论的思想，也就是逻辑为何会出现?答案是“应乎文化的需要”，换言之，没有文化的需要就不会产生逻辑，文化和逻辑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第二，张东荪指出了不同文化需要的差异，对逻辑的特点、构成、类型，也就是“逻辑的样子”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这两个问题合到一起，就解决了有关逻辑的两个哲学层面的问题:逻辑从哪里来?逻辑为何有差异? 张东荪在半个世纪之前提出了逻辑与文化的问题，提出了“没有”唯一的逻辑”，而只有各种不同的逻辑”这一鲜明的学术主张，而这一主张的进一步发芽、开花乃至结果，出现在半个世纪之后。

二、文化范式的明确提出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崔清田教授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一个和以往明显不同的特点—极力倡导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文化范式，他也因之而引起逻辑界的关注。

　　(一)提出文化范式的前提:中国古代逻辑百年研究的回顾

　　在《墨家辩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这篇文章中，崔清田教授在回顾既往国内中国逻辑史研究状况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这一工作，成为他日后开展中国逻辑史研究、提出文化范式的前提。

　　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原本没有“逻辑，、“中国逻辑”的术语，现代汉语中的“逻辑”一词，是英文“Logic”的汉语音讯“中国逻辑”的提出和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中叶以后。出现这一学术现象的根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清代乾嘉年间考据学兴盛的带动，以及1840年后西方文化(包括西方逻辑)大规模进入中国。近代以来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文本范围涉及先秦时期的名辩史料，主要是名家和墨家的相关文献"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一些治墨的先贤正是从”西学”中获得了研究辩学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诊释辩学义理的根据与方法。”这一时期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文化价值取向，在于说明“旧学”与“西学”的符合，前者不逊色后者。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或者简言之“据西释中”。在具体研究路径上，这一时期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是“以西方传统逻辑的理论、概念和体系为模式去解释和重构墨家辩学”。这一点，也就表明了此种研究的实质是西方传统逻辑的中国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