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儿赤，或称八儿思赤，常作为一项职官名称出现于各类元代史料之中，但学界迄今未对之进行过专题研究，其来历和职能也尚未弄清。笔者想结合非汉文史料来谈谈这个问题。

　　一、八儿赤的词源及其含义

　　八儿赤一词，《元史》中仅一见，《元史·食货志》“岁赐”条目下记载:“八儿赤、不鲁古赤:江南户钞，至元二十一年(1284)，拨衡州路酃县六百户，计钞二十四锭。”这条史料表明八儿赤是一种职官。元代以“赤”结尾的职官多半是怯薛执事，这些怯薛执事的名称一般是由蒙古语名词加上表示职业的构词后缀“赤”(cˇi)构成，典型的有必闍赤、宝儿赤、云都赤等。若假定八儿赤同样来自蒙古语的话，按照元代的蒙汉对音规则，可将其读音粗拟为barcˇi，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蒙古语中的bars(虎)，而元人在汉译含有bars的名词时常将“s”省略，例如著名的barsk塴(即今之巴里坤)便被译作“八立浑”，此外，蒙哥合罕的女婿、外剌部驸马八立托，根据《释迦院碑》蒙文部分可知他的本名是barst塯e，因此，可以肯定八儿赤与八儿思赤是同一回事，其词根是bars。方龄贵先生便持这种看法，他认为:“蒙古语bars虎也。八儿赤，饲养虎之人也。”

　　然而在中国发现的元代八思巴字及畏兀—回鹘体蒙文文献中，我们找不到相应的例子来证实这种看法，也无从确定这个词的蒙文写法。幸运的是13～14世纪的蒙古人所统治的地域横跨欧亚，使我们得以在伊朗的一件伊利汗国文书中发现了这个词的本来面目。该文书为伊利汗不赛因(AbūSa'īd)于猴儿年(1320，回历720)发布的一道畏兀体蒙文令旨，原件现已残破不堪，分裂成8个残片保存在德黑兰博物馆，美国蒙古学家柯立夫对其进行了整理和释读。

　　在柯立夫排序第七的残片中出现了barsucˇin一词，该词位于残片第五行，紧随cˇerigüd(军人每)、ilcˇin(使臣每)之后，与宨baγucˇin(昔宝赤每)并列，表明它是一种职位，在去掉构词后缀cˇin(cˇi的复数形式)之后，其词干部分为barsu。而在蒙古语中，以辅音结尾的词干在缀接以辅音开头的构词后缀或其他词汇组成新词时，两者间常习惯垫连一个元音u/ü。以人们熟知的站赤为例，在伊利汗阿八哈兔儿年(1267或1279)颁发的蒙文乘驿文书中写作“Jˇamucˇi”，其复数形式在《元朝秘史》中的汉字音写为“札木臣”(Jˇamucˇin)，⑤词干Jˇam与构词后缀之间就出现了垫连元音u。又如16世纪初蒙古袄儿都司部首领赛那剌的本名，《蒙古源流》库伦本写作Barsubolod，而Barsu即bars之垫连了元音u的形式，上述两个例子足以表明barsucˇin一词是由词根bars与构词后缀cˇin之间添加了垫连元音所构成的。不过，有必要点明蒙古语里也允许barscˇi形式的存在，前述赛那剌的本名在《黄史》里即作Barsbolod，说明bars在缀接以辅音开头的构词后缀或其他词汇时也可以不垫连元音。综上，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八儿赤”即是蒙古语词“barsucˇi”或“barscˇi”的对音。

　　如同蒙文同时通行于元朝和伊利汗国一样，这个蒙古语词也进入了波斯语。德国学者德福(G.Doerfer)业已指出，波斯文史籍中的(b}rs摠)是一个外来词，他在列举了该词的若干波斯文异写之后，援引了柯立夫对前件令旨的研究，显然赞同波斯文的b}rs摠├醋杂诿晒庞锏腷arscˇi的看法。但以柯立夫和德福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八儿赤之解释却与方龄贵先生并不相同，柯立夫将barsucˇin译作“thosewhohuntwithcheetahs”(使用奇塔豹狩猎之人)，而德福则把b}rs摠┦臀“Hof-Jagdgepardenwart”(宫廷猎豹饲养人)，二者都视八儿赤为与猎豹有关之人。

　　这种看法在波斯文史料中拥有强有力的证据，《史集》第三卷中明确记载八儿赤的职责是在各地捕获猎豹，然后再将猎豹运送到伊利汗宫廷里来。而汉文史料《元典章》中有一条材料可以作为《史集》的佐证，其《走失铺马劄子》条云:

　　大德二年(1299)七月，湖广行省准中书省咨;刑部呈;准通政院关:

　　布伯告:“骑着铺马往懿州教豹子去时分，到大宁路门家庄村子，日头落了，兀剌赤塔察儿将驼驮马撇下，背着宣匣内盛放五疋铺马圣旨一道不见了。取了招伏，分付高州官司监着有。怎么生问的，官人每识者。”得此。施问间，又奉剌真平章钧旨，传奉圣旨:“那个失了的八儿赤每起铺马圣旨，若寻觅不见呵，兀剌赤塔察儿根底打九十七下者。”

　　结合上下文来看，圣旨中提到的八儿赤应当就是布伯，他自称“骑着铺马去懿州教豹子”，可见其日常使命之一就是训练豹子。结合豹猎盛行于元代的背景来看，可以认定元朝怯薛中存在着一批负责饲养、调教猎豹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即是八儿赤，他们的职责与伊利汗国同行是一脉相承的。

　　应当承认，方龄贵先生的意见也非常有代表性，因为bars一词在蒙古语中自古以来便训“虎”，豹在元代蒙古语中另有他解，如果认定八儿赤的主要职责与猎豹有关，则未免有名实不符之嫌。对此，邵循正先生已经作了解答，他指出“蒙古语的bars在突厥语中原训豹，不训虎”，邵先生的看法是言之有据的，在11世纪编成的《突厥语大词典》中，喀喇汗王朝人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便将bars训为猎豹(阿拉伯语fahd)，而突厥学家克劳森(G.Clauson)亦指出，bars在突厥语中指豹子(leopard)，也可以指其他大型猫科动物。

　　元代蒙古人为何要选择一个突厥语词bars来给负责猎豹的职官命名呢?笔者认为原因应当从蒙古人引入豹猎的时代和地域背景中去寻找。在成吉思汗崛起之前，蒙古部只不过是草原上一个四分五裂的小部落，直到成吉思汗消灭诸部建立大蒙古国之后，蒙古贵族才拥有了供养猎豹的能力，然而蒙古高原并不出产可供豹猎的豹种，猎豹大量传入蒙古始于成吉思汗西征，随后豹猎才在蒙古帝国的权贵中盛行起来，而蒙古人在狩猎中使用的则是产自中亚、西亚地区的奇塔豹(cheetah)。

　　笔者注意到在《华夷译语》(乙种本)中，与豹有关的条目共有四条。首先是训“花豹”的sar，但此豹非彼豹，指的是俗称“土豹”的鵟鸟;其次是训“豹”的宨lesün，这个词实际上是指猞猁，也与真正的豹子无关;②剩下的两条分别是训“金钱豹”的altunyarmaγ-liγbars和训“花豹”的alabars，不难看出二者乃是地道的突厥语词汇，用于狩猎的猎豹虽不能与金钱豹混为一谈，但它们同样产自蒙古高原之外的西方，那里的突厥人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呼“bars”，而蒙古人正是从突厥人那里学来这个词汇的。

　　13世纪对于蒙古人而言，既是版图急剧扩张的年代，也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向西的道路打开之后，蒙古人认识了无数新鲜事物，他们不可能一一为之命名，于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从文化背景类似又更早进入中亚及西亚的突厥人那里借用词汇便成为了蒙古人再自然不过的选择，bars不过是其中一例。

　　总而言之，元代的八儿赤与其说是饲虎人，毋宁说是豢豹人，其词源更多地来自于突厥语而非蒙古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