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 1916 -1996) ，号归田，安徽桐城人，是治中国中古史的大家，专长于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史、历史地理。他治史以严谨著称，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备受史学界推崇。关于严耕望的治学方法，他所著《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书已经做了具体的阐述。本文在对严耕望《治史三书》及其它著作研读的基础上，试图对其治学方法加以总结。

　　一、师承与治学方法的形成

　　严耕望先生治史具有精密的考证和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特点，刘健明曾言: “感到先生除精于考证外，更佩服先生的通识。”严耕望先生的治史这种特点多是在前辈史学家的影响下，在读书治学过程逐渐形成的。

　　严耕望认为对其治学影响特别深远的老师有三位，即小学时的冯溶生、中学时的李则纲和大学时代的钱穆。冯溶生是他小学的算术老师，他认为“研究问题能深入、能精细、不敢一步虚浮，这种作风，大都得之于少年时代的数学训练，这是溶生先生之赐!”虽然冯溶生是一位数学老师，但严耕望在后来治史考证方面能够十分精密，是受到冯溶生师的影响。李则纲则把严耕望引到治史的道路上，使其在治史中有宏观的通识。严耕望在高中读书时代就决定从事史学研究，治学方向的较早选定必然会对此后的阅读和思考产生较大的影响。在李则纲师的影响下，严耕望阅读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各种著作，具有了比较开阔的视野。严耕望谈及李则纲的影响时说:“得到则纲师的引导，广泛的吸取新知识，境界得到开阔，对于史学也渐有宏观的通识倾向。”

　　严耕望自在武汉大学时就受教于钱穆先生，后来成为钱先生最得意的门生之一。钱穆的教导对于严耕望的治学路径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钱穆讲“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这使严耕望对这两门学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走上了研究历史地理和制度史的道路。钱穆早年以考证著称，《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是其早年考证的代表作。而钱穆治学也具有宏观的通识，严耕望回忆说:“先生教人治学，常常强调要向大处远处看，切忌近视，或规模太小。” 钱穆的治学具有把微观的考证与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特点，“用今天的话来说，钱穆所提倡的是‘宏观’和‘微观’交互为用。他自己的工作便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国史大纲》以三十万字概括了中国史的全过程固然是宏观的大手笔，《朱子新学案》以百万言分析朱熹一人的思想和学术的发展则更是微观的极致。”严耕望治学受钱穆影响很深。

　　严耕望先生后来进入史语所工作，史语所是考证学的中心，在这里他又受到考证的训练，对他的著述也产生了影响，他说: “基本上，一点一滴的精研问题，不失史语所的规范。但意境上，较为开阔，不限于一点一滴的考证。所以每写一部书，都注意到问题的广阔面，因此规模甚大，但仍扎实不苟。”

　　二、精密的考证方法

　　严耕望除了直接受教于钱穆等先生，而且研读一些史学大家的著述，对其治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严耕望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钱穆和吕思勉四位先生，称他们是现代史学“四大家”。余英时认为严耕望兼收并揽四大家的优点，“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吕思勉。他在史学上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决不是幸致的。”对于“专精”和“博通”，严耕望在《治史经验谈》中开篇便论述这一问题。专精和博通与考证的精密和宏观的通识则是相辅相成的。严耕望所具有的“专精”和“博通”的治史素养，使其在治史特点上具有精密的考证和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特点。

　　严耕望曾言，“惟余所长，仍在精核缜密一途。”严先生之言主要是指其在考证上的精密。历史记载有真有伪，史学的研究需要以考证为基础。要想考证的确凿可信，必须有丰富的史料作证据，有所谓“孤证不立”。严耕望先生治史考证精密，史料丰赡，证据确凿。精密的考证是严耕望先生治史的一大特色。

　　精密的考证，要以对史料的广泛占有为前提，严耕望先生搜罗史料具有“竭泽而渔”的精神。严耕望的巨著《唐代交通图考》，“文繁两百万”，该书对史料的搜罗，先生自称“诸凡正史、通鉴、政书、地书、别史、杂史、诗文、碑刻、佛藏、科技、杂著、类纂诸书，及考古资料，凡涉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陈援庵先生所谓‘竭泽而渔’，余此项工作庶几近之。”在广泛搜罗史料的基础上，严耕望进而进行精密的考证，其言“详征史料，悉心比堪，精辨细析，指证详明”。有学者称，“《唐代交通图考》是20 世纪中国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也是这一领域最值得称羡的学术成就，就对于以后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影响而言，也成为学者公认的典范。”《唐代交通图考》之所以赢得学者如此好评，在广泛搜罗史料基础上作精密的考证当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搜罗史料广泛，严耕望的著作以材料丰赡、论断精确而著称。如其《唐人习业山林之风尚》一文，为论述士子读书习业于嵩山、少室，他一并举出了19 条史料作证。又如在其《中国地府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府行政制度》中，严先生为论述州佐吏中治中低于别驾，任州职者多由治中而转别驾，而别驾迁升则以郡太守或州将司马、长史为多，他一并列举了29条史料。诸如此类能体现严耕望材料丰赡、考证精密的例子，在其论著中不胜枚举。如此丰赡的史料，使其考证极其精密，证据十分确凿。周一良读了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后说:“严书则久仰其名而未得见，读后深佩其考订之细密周详。”余英时言及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称: “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收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

　　从严耕望的论著中，可知其考证之精密，对于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把其概括为“无孔不入”、“有缝必弥”八字。他总结说: “不论是‘无孔不入’或‘有缝必弥’，都是要细心的阅读史料，严密的思考问题，否则自己论点很难真能建立起来，所提论点也很容易被人一捣即破，归于失败!” 严耕望对于考证精密的要求，是对其治史的经验总结，也是其治史方法的体现。

　　三、宏观的通识理念

　　严耕望先生治史虽考证精密，细致入微，但他不为考证所左右，考证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的考证都是为论证提供依据，是建立在宏观通识下的考证。余英时言严耕望的考证“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 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 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余英时所言“事前周密的计划”则是需要对所要论述的问题有宏观的通识。严耕望先生把精密的考证与宏观的通识相结合，形成其治史的特色。他治史所具有的宏观通识的特点在其史学著作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治史经验谈》中“原则性的基本方法”则主要谈治史如何才能具有宏观的通识。他首先谈到治史者的基本素养，提出要“专精”也要相当的“博通”，但从全文来看，他主要是讲“博通”，论述“博通”的重要性。对于如何阅读史书，他认为“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他特别强调要阅读正史: “由头到尾读正史时，主要着眼点，是求对这一时代的全盘认识，找材料是副目的。” 严耕望认为其治史的路线是从一般普通史料入手，以正史为基础。阅读史书，要能够“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具有高明的史识。这种史识的培养要建立在宏观通识的基础上，严耕望在《治史经验谈》中指出: “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 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 “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

　　严耕望治史宏观通识的经验之谈，不仅是对钱穆等先生宏观通识的治学方法的继承，也是他几十年治史的心得体会。严先生的煌煌巨制《两汉太守刺史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等，无不是在宏观的通识基础上写成的。严耕望认为，就中国地方行政制度而言，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官僚行政组织始见萌芽时期，秦汉和隋唐时期是两大典型时代，而魏晋南北朝是秦汉型向隋唐型的过渡时代、非典型时代。《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全书通过精密的考证，论述了秦汉型的地方行政制度的类型特征，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如何由秦汉型转化为隋唐型的。严耕望由地方行政区划，论及到各级行政组织、地方制度诸层面，将复杂的地方行政制度、众书散见的史料，通过宏观的通识才能使之条理化。严耕望具备这样的史学素养，才能撰成这样的鸿篇巨制。

　　当然，要做到精密考证与宏观建构的结合是不容易的，许倬云指出严耕望之学“既要有棉花针的考证，又要有开山斧的宏观史识，更需要有耐力。”严先生也自称: “盖余为学，即详征史料作深入之研究，又期广被于全面，严密组织，成其系统。深入与广面本难兼顾，而余奋力为之。”严耕望先生在其师长的影响下，在治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精密的考证与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治史特点。严耕望先生的治史特点对于学习和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