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隐娘’，‘聂’是三只耳朵，又是隐藏，这个名字首先就很吸引我。我就想着她可能在树上，或者在屋檐上，眼睛闭着，听所有的状况，当感觉明朗了，眼睛一睁开，下来就直接刺杀。”《刺客聂隐娘》是侯孝贤在念大学时就心心念念想拍的电影。2015年5月，68岁的侯孝贤以此片拿下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年近古稀的侯孝贤依旧没有向这个世界妥协，他脸上硬硬的纹路和一双有神的眼睛，依然循着他少年时街头“狠角色”的脉络。什么过瘾就拍什么的他，“背对”观众创作了《刺客聂隐娘》。

　　一个人，没有同类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刺客聂隐娘》的故事，侯孝贤说，那就是“一个人，没有同类”。而他在形容自己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从小没爹没娘，是个孤家寡人。”

　　1947年4月8日，侯孝贤出生于广东梅县（今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不久，全家迁往台湾。当时，侯家人只将这次迁徙视为客居，认为总有一天会返回故里，落叶归根，却未想到政局变迁，彼岸的故乡从此天涯永隔。后来一家人在辗转几地后，终于定居于高雄凤山，这便是侯孝贤长大的地方。

　　幼年的侯孝贤，父亲因为患肺病怕传染孩子，永远是手捧一卷书自顾自读着，几乎不跟孩子沟通，而母亲只能独自照料着一堆孩子，默默消化着满腹的抑郁和沮丧。虽然那时年纪小，但侯孝贤已然觉察到母亲过得不快乐，侯孝贤回忆说：“我母亲的脖子上有一条长长的疤，这是我家的禁忌，没有人在家中提起。后来，我长大后才从姐姐那里得知，母亲曾经轻生过。”因此，在侯孝贤的成长经历中，他并不是一个有着惯常安稳家庭生活的人。颠沛漂泊，还有隐隐浮动着的疾病与死亡气息，如同经久不散的阴霾，常年笼罩在这个外省移民家庭的上方。于是，亲人之间仿佛只剩下淡漠与疏离。侯孝贤记得一件童年往事：“有一次，因为父母正忙于吵架，我就主动帮母亲洗碗。洗完碗后，从来没有搂过我的母亲搂着我，那使我感到害羞。”

　　家中压抑的气氛，使得那时的侯孝贤习惯于沉默，从来不会主动去问，大人也不会解释给他听，但他内心是有知觉的，于是不由自主地往外跑，仿佛跑到外面才能获得救赎。慢慢地，他开始热衷于去街头厮混，打架、，无所不为。后来，随着父母的相继离世，侯孝贤彻底沦为街头混混，经常偷拿父亲的遗物去典当，用换来的钱吃喝，让哥哥姐姐无可奈何。

　　双亲离世后，唯一牵挂侯孝贤的就只有祖母了。那时老人家已经糊涂了，总是一遍遍收拾着行李，念叨着第二天就要还乡。但侯孝贤这个孙儿依然是她心头的牵挂，在饭点见不到人，必定亲自出门寻找，一遍遍呼唤爱孙的名字。彼时侯孝贤常常躲在巷子里与人，假装听不见祖母的声音。接着，祖母也去世了，侯孝贤从此孑然一身。

　　成年后的侯孝贤一直对一件事印象深刻：炎热的夏天，他赤着脚跑到县公馆的前厅，那里有一棵很大的杧果树。通常别的小孩选择摘了杧果就迅速跑掉，而侯孝贤却坐在树上。周围非常安静，他随时侧耳细听着动静，时间仿佛就在此时被无限拉长，热烘烘的空气，蝉鸣，风吹得树枝摇动，他说：“那是个非常奇妙的时刻，我从此意识到，人在非常专注的时候，所感受到的世界是不同的。”

　　因此，侯孝贤虽然拍过各种各样的作品，但基调始终如一：一个俯瞰人世的旁观者。并且始终难以摆脱被抛弃、被流放、被隔离的命运，然后以绝对的清醒和疏离打量着时间的距离。在《刺客聂隐娘》的筹备过程中，编剧阿城也曾为聂隐娘的出场设计了这样的场面：

　　唐代的建筑，采光依赖屋檐与屋檐的间隙，分外明亮的檐影投在室内的地面上，与幽暗的室内反差极大。聂隐娘趁着云过日头檐隙一暗的片刻，飞身掠过檐隙，蜷伏藏身于斗拱之上……不难看出，这样的故事正是源于侯孝贤的记忆深处。他仿佛依然是那个隐匿在杧果树上的少年。

　　《刺客聂隐娘》的故事丝毫也不复杂。它取材自唐代裴铏的短篇小说集《传奇》里的《聂隐娘》篇，只有短短不到两千字。讲述一个女孩在10岁时被一名道姑带走，从自己的家族与熟悉的环境中被连根拔起，最终由道姑训练成一名武功绝佳的刺客。再后来，她又返回家乡，奉师父的命令，去杀掉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

　　按照侯孝贤与编剧朱天文合作拍片的惯例，每次筹备拍片以及拍摄期间，侯孝贤都会在朱天文的推荐下，阅读大量的相关书籍与资料。而为了给《刺客聂隐娘》寻觅灵感，侯孝贤除了阅读了大量的唐传奇、唐史以及各种志怪小说外，还选择了一些现代小说，其中有冰岛作家古博格·博格森的小说《天鹅之翼》、张爱玲的《雷峰塔》，甚至还有新疆女作家李娟的作品。

　　无一例外，在这些作品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成长期的女孩，或者是女主人公，又或者是作者本身。她们清冷、孤高，特别地敏感和自矜，并且与喧嚣的尘世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还带有青春期那一点独特的拧巴。“从她们的身上，这一点，那一点，就这样塑造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聂隐娘。”朱天文说。

　　正因为如此，多年后当遇见聂隐娘的故事时，侯孝贤怦然心动，因为她和他一样，都是“一个人，没有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