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漫长封建时代里，语文也有两大明显的缺陷。其一是一尊儒说，过分强调“内省”、“慎独”的个人修养，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思想自由；一味忠君孝亲尊师压制了民主思想的产生；其二，自科举诞生，语文就与考试结缘，渐变为科举的奴仆，“传道”日衰，“传器”日显，清季尤甚，郑板桥在其家书中痛斥时弊：“今则不然，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走错了路，后来越来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其不能发达者，乡里作恶，……更不可当。”语文的这一缺陷，不幸在今天非但不得矫正，反而恶性发展，令人扼腕！。

　　清末民国，救国保种，语文发生巨变，陷入空前困境

　　清末，随着封建社会日见衰亡，教育也更显衰颓。“儒学浸衰”、“官学积渐废弛”（俱见《清史稿·选举志》）清末的科举和学校风气甚为败坏，请谒舞弊、弄虚作假、贿赂成风。虽然当时的教育依然守着四书五经，而传递道德文明的功能却明显衰退。西方列强多次入侵，逼迫清廷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亡国亡种危机迫在眉睫。开明官员、社会有识之士，开始提倡向西方学习。晚清时期的中国首要的历史责任是救亡图存，教育在这段时期有了一系列变革，出现了“西学”，开办洋务学堂、派遣留学生，废除科举制度，等等。教育内容出现巨变：民国之初，停止了“读经”，翌年停止使用一切文言教科书。传统文化滋养民族的“脐带”就此斩断。为便利民众学习 ，语文其他方面有拼音化改革、文字改良、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这些改革的共同指向是：语文工具必须简易而有效；重点是言文合一：“我国言与文分离，故教育不能普及，而国不能强盛。”（劳乃宣《〈简字全谱〉自序》）“如欲开民智以自强，非使人人能读书，人人能识字，人人能阅报章……非有言文合一，字母简便之法不可。”（王用舟等《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言文合一，施诸社会，催生了新文化运动；施诸于语文教育，就有了1920年北洋政府训令学校将文言文改为语体文。现代语文教育的产生，从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