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之后人的存在状态表现为“客居”和“租赁”，“客居”、“租赁”下的是本真生存的“虚悬”和“失踪”，《手执火把的人》无法照亮夜晚，只能照见黑暗，“手执火把的人/被自己举着”，却“无法执掌/自己。风在火焰上摇摆/给他火势，那就是他忽然/被吹熄，或被火卷走的时候”，手执火把的姿势成为一种虚悬和危险，就像《坐在院子里的女人》，与椅子、桂花、阳光甚至院子毫不相干，人在失去本真后成为院子里的被抽象出来的符号，亦如高天《流云》，“天空回到它的本义/还有什么比流云更缺乏根据/这悲壮的一刻不停的流云呵/匆促的无可挽回的流云/不是一场风鞭子似的/跟在它的后面，而是隐蔽在/天空深处的虚无，那永恒的/虚无驱赶着它们！已来的/未来的都将带着我们的/泪光，赶向虚无”。《找不到落点的蜻蜓一直飘着》中，蜻蜓触碰的都是“不踏实的事物”，“三十个夏天/过去，池塘和垂柳都已/枯死。那只张着翅膀的/蜻蜓，找不到落点。”没有“落点”的“虚悬”是追求终极和还原本真全面失败后的人类的共同的隐喻。现代物质挤压下的“无根”性是人类的集体困境，病毒一样的四处漫延。存在主义哲学在尼采和叔本华那里是极其悲观的，叔本华把人生过程看成是一次自杀的慢动作演示，叶世斌的诗歌在另一个层面上将“自杀”与“他杀”纠缠着解释和体验异化与分裂所造成的生存伤害，所以他的诗中反复出现“活埋”的意象。在一首《这条临时的即将的闪电》的诗中，“摇摆的槐花，宿命的槐花/一生完成一次下落一生都在/一刻不停一去不回地抵达”，人的一生就是一次一去不回的抵达，所有的美丽与喧哗都是瞬间的闪电，如同死亡不可替代一样。在叶世斌早期的诗中，他计较着精神和灵魂失踪后的“敌人”和“对手”，并表现出了死不瞑目的愤怒与抗议，而《在途中》的存在体验虽然有着类似的哲学背景，却在诗的形态上已经表现为沧桑际遇后的从容和淡定，并且冷静地审视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压迫与窒息，在《平静和亮得看不见的玻璃》、《这个夏天被堵得严严实实》等诗中已经表现出了诗人强大的承受力和直面的勇气。这一系列诗中，诗人的表达与言说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为了领悟。诗的境界明显得到了强力提升。诗歌之于哲学正在于体验和领悟，是体验领悟后的呈现，而不是实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诗性。应该说，《在途中》更逼近诗性的哲学，而不是定义的哲学。

　　人最难解决的就是孤独，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个体，在罪过与信仰，绝望与激情，生存与死亡，教堂和墓地之间，人的最大的孤独在于精神的孤独，心灵的孤独，那就是“失踪”与“虚悬”后的无话可说与无处可说，即丧家之犬的事实。存在哲学之父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一书告诉人们，并不是所有的孤独和绝望都有力量决定着你视线的方向，重要的是在路上你将何为。二十世纪神学家卡尔。巴尔特说“人类被拯救的时刻是这一时刻，只有被逼到悬崖上走投无路不得不跳下无底的深渊，这瞬间他才获得了拯救，上帝托住了他。”叶世斌《在途中》一直顽强地表现出拯救的愿望与意志，因为他知道一个诗人真正的精神破产是在绝望中放弃自我拯救。上帝拯救的是那些一路餐风露宿风雨兼程的朝圣者。

　　存在的失真造成了距离神圣越来越远，表现在《我们因为看不清自己而美丽》这首诗中是人与雾的关系，世界是一个迷惘无边的雾境，“历史和未来，所有的事物/被雾裹着。一部分文字/拂去雾，把我们带进/更深的雾里。我们的目光/被雾围困，目光敏锐而收缩”，雾里事实是不可翻译和言说的事实，是接近了最本真的事实，用诗来表达就是“美丽”的事实。日常的生存被公众理性、传统世俗、集体规则反复过滤和篡改，这使我们遗忘了自身的由来和出处，“因为什么，我把/绝世的真情/谋杀？遗忘抽象着往昔/橡皮一样慢慢擦去/疼痛，罪恶和灾难”（《遗忘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能力》）遗忘的过程是失真的过程，也是自杀的过程，诗人不能容忍底线失守，于是自省、自审、自救就成了叶世斌诗歌的`重要方向。

　　“走近上帝的是/是哪一种鞋码？它怎样/错开车辆，蚁虫和自己”（《父亲和我正陷在途中》），面对这不可救药的生存事实，叶世斌以诗的方式表达着找回本真，重返家园的努力。这是一次蜕化变质后的出发，是一次诗性哲学的转向。叶世斌以宗教的情怀，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开始了他的灵魂救亡的诗歌之旅，用笃定、沉稳的视角反省人被异化的灾情，以一种强烈的忏悔与救赎的态度表示了自己被异化分裂的苦痛，以及必须承担的责任。“自我”本真的丧失，除了物质和世俗力量的摧残，人自身的妥协甚至是合作加快了灵魂异化与精神分裂的速度和效率，《在生命形态的完成》中石头被塑造和雕凿的过程，就是石头被异已化的过程，“我就是一条河豚，以毒性？和自虐为生，不可救药”（《自虐的河豚》），人在很多时候，是靠繁衍毒素为生的，而不是靠信仰和神圣活着的，比如以毒攻毒，以恶制恶，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仇恨和敌意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精神质地，这使得人不仅自己远离了神圣，而且还制造了“在世”的焦虑与恐惧。物化的世界里，我们不仅对神是有罪的，对自己也是有罪的。叶世斌诗中以“故居”的意象表达了原初纯净的家园，表达了失落和丢失“故居”的愧悔，那不只是追忆，而是在追忆中的精神重返。“故居”保留着岁月的真相，“故居的石阶知道我的鞋码/不知道我出门后的走向”，出门后的人注定了像兔子一样穿行，焦虑、恐惧、紧张、分裂、异化不属于故居台阶上的“我们”，我们努力地与这个虚假的世界进行合作，同台表演，当我们被雕塑成形的时候，那就是本真之我的“活埋”。叶世斌当意识到客居在世的时候，便无法宽恕自己的合作和自我出卖，于是他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一些丧失把我们变成神/正如一些获得把我们变成鬼”，“我们获得很多，是因为失去更多”，在《这是木鱼》的声音中，诗人开始忏悔，“我的一生多少罪孽/如同我的心里多少泪泣/垂直的雷霆在我耳际沉默/我连自己的哭声都无法听见”，如同一只焦虑的兔子，“多少年，我面不改色/在心里流汗，在原地逃窜/偷取的自由到底多大面积/是否一片蓖叶就能覆盖我的安全”，（《穿行的兔子如同黄昏的一根白发》），诗人在忏悔与自审中决绝而坦诚，公开承认“我的命运人迹罕至”。在巨大的孤独和遥遥无期的途中，诗人内心压抑着一场揪心的泪水，如芭蕉上的雨，足以使整个夜晚泪流满面，而在归家的途中，不必倾诉与宣泄，重要的是内心修炼与皈依，修炼神性，皈依神圣，那样才会让内心安静详和。在第二辑《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中，诗人的宗教情结和人道主义理想旗帜鲜明，并成为《在途中》诗性哲学的终点。这一辑中对生命的关怀、对脆弱的悲悯、对死亡的宽容、对亲情的珍惜，都已经超越了世俗层面的形而下的情感，而上升为一种博大的人生态度和哲学立场，《千佛洞》、《济南的佛》、《这是木鱼》、《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是《在途中》真正能够打动人、震撼人的诗作，诗人的忏悔、悲悯、拯救、普渡众生的情感虔诚而洁净，毫无杂质，只有聆听了神的声音，才会有与神交流的可能，这不是权力，而是心力。“我跪拜而来，满含泪水/佛呵，我的心早已千刀万剐/我的一生罪孽无数。请将绝世的/磨难累赐于我以至万劫不复/但我的祈祷声声啼血：请你饶恕”（《济南的佛》），“香炷的火向下走，接近/人间。香炷的烟向上升/指向天堂。我的手抓住他的/体香，一次次被灼痛”，“必须有个地方让我低着头/长跪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随烟升起，在天外/把人世的真相撕破/一生跋山涉水，拯救救星/当我满含热泪，我知道/我救回了苦难和慈悲/我坐在天堂最后一级台阶上/瞑目悔悟，像在瞌睡”（《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至此诗人已经完成了他对人生、对生命、对意义的最后的领悟与体验。在“救我”和“救世”的双重理想中抵达到了人道主义中心高地。　　保罗蒂利希说，“人对宗教的追求并非出自天性，一开始出自于困境，追求宗教信仰的前提是人生的无意义”，叶世斌的诗性哲学并不奔向宗教神学，而是弥漫着宗教情结，真正构成叶世斌诗性哲学基础的证据是，诗人从没有停止过意义追问和终极梦想。存在主义哲学是他的追问与思索的精神视点，更多的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真正契合叶世斌精神内核的是人道主义诗性哲学，悲悯、恻隐、忏悔、赎罪的精神指向直接抵达其诗歌的核心价值区域。即使诗歌呈现出的是“救世”的徒劳，但灵魂“自救”的愿望最起码在诗歌中表达或实现了，况且诗人一直还在途中，一生的努力和修炼足以使本真的家园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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