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坚持追问和选择的途中经典议论文

　　西方思想从康德以后发生了“诗性转向”，自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开始，各门学科都调整了视点，力图从艺术阐释入手进入本学科领域，最初的理由是宗教起源于神话，可神话并不是教义，而是艺术作品。进入十九世纪后半叶，如结构主义语言学、存在主义哲学等几乎就是从诗歌研究起步的，存在主义哲学在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性主义的质疑中，毫不留情地讨伐了苏格拉底对柏拉图灌输的“要追求真理必须走出感情魔障”的论断最终让人失去了“本真”的“此在”，让人无法聆听到神圣的声音，直至丧失了最安全最可靠的“家园”。

　　人要回到人自身，回到本真的家园，这个目标不是科学理性能够实现的，重返家园只有诗歌才能靠近。海德格尔用了“靠近”而不是用“抵达”进行描述，也就是表明永远都处于“在途中”的状态。叶世斌的诗集也叫《在途中》，这本诗集站在存在主义的哲学起点上，以诗歌的方式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存在的可能性意义进行了一次个人化的追问与探索，并完成了由存在主义到人道主义诗性哲学的嬗变，从而确立了一种不愿放弃终极的诗歌品质。

　　海德格尔把诗人看成是“人和神之间的使者”，站在人和神之间的诗人，虽然看不到神，但能看到天空，诗歌是对天的仰望，在仰望中捕捉到了神的信息，概括地说来，由于诗是以个人化而非公众化的情感体验领悟着生存赋予人的痛苦、欢乐、收获、幻灭、光荣、耻辱等种种事实，由于诗的“非他人化”、“反推理性”、“拒绝真理过滤”，是一种真实可靠的吟咏，因而聆听到了神的声音，感悟到了神的喻示，呈现了本真的存在。康德认为人的隐藏的判断力是超越纯粹理性和实验理性之后的审美经验和艺术经验，海德格尔的进一步总结认为就是诗。所以真正的“诗性”就是一种“神性”。

　　叶世斌的诗集《在途中》对生命、人格、尊严、价值、意义的追问和探索与存在主义哲学最先形成的是内在结构上的对称，这不是诗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精神上的默契。诗中的悬空、无根、沦陷、沉没、失踪、幻灭的意象密集地埋伏在稿纸上，反复引爆，开山凿石般地炸开前行的路。叶世斌“在途中”不只是为了抵达，而且是在途中不断寻找“路途”，在途中的自我批判、反省、救赎中一路跋涉，最终立足于人道主义的城垛上眺望家园和神的居所。

　　人之“在世”是因为“站出了自身”，“站出了自身”就是站出了动物性生存，于是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选择，就有了意义和终极的要求，这是人的自由，也是人的灾难。人之“在世”的方式注定了人必须面对两种存在可能：一个是本真的存在，一个是非本真的存在。然而人在本真和非本真的夹缝中却被剥夺了选择权，人的悲剧就在于你根本就不能超越力量强大的非本真生存，比如公众意志、日常行为、传统方式、流行观念是根本不让你超越的，而且是集体认同的真理。所以“此在”的人把“自己”交给了别人，把自己交给了“日常”，自己不再是自己，日常的自己是假冒的自己，是名誉的自己，海德格尔称做“日常自己”，或“他人化”的自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买衣服逛商场并不是逛自己，而是逛别人能够接受的自己，说话做事的合理性是别人认为的合理性，而不是你自己的合理性，所以诗人为什么要眺望童年、湎怀丢失的时光与风景，因为那里保留着没有异化没有被分裂的本真，那里有着神性的光辉。

　　叶世斌的《在途中》与前两部诗集《门神》和《倾听与言说》有了很大的不同。高强度的情感爆发力和尖锐的感觉穿透力是叶世斌诗歌最显著的特质，而其诗歌的视点前后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期的诗歌气质中流敞着尼采、叔本华的血脉，用焦虑、绝望的内心体验着荒诞和荒谬的存在如何将“自己”挤压、异化、分裂，是由内向外的透视和撕裂，是内心演绎的存在，更多是臆想、放大、虚拟的存在；而《在途中》的相当一部分诗中，虽继续坚持着早期既有的对生命、对存在的性质认定，而视点却转换成由外向内的递进，即由客体的事实引发内心的自省与审判，“由我而事物”到“由事物而我”，这种转变在诗歌形式层面上几乎很难看出来，但它在另一个意义上昭示了诗人和诗歌更逼近形而下的存在，更强化了内心的质感和体验的具象，通俗地说，是具体的生活在诗歌中下沉，而不是用诗歌发酵一种臆想的生活。这样阐释是要说明叶世斌的《在途中》与荷尔德林的《归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诗歌的哲学，一个是哲学的诗歌。从阅读对诗的期待来说，人们愿意读到诗歌中的哲学，而不愿意读到哲学中的诗歌。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诗歌抒情的高贵性在于高端体验中翻译了不可言说的生存真相，唯有诗才能逼近本真的生命，这是诗人骄傲的根据所在。在全面技术化和物质化的时代，人被挤压到存在的边缘，人注解着物的存在，物是人的尺度，物本主义消解了人本主义，就像《鸽子一直传输和跟踪我》一样，物化了的手机屏上的“鸽子由来已久/一直传输跟踪我/悉知我的快乐，愤怒，恐惧/和鲜为人知的秘密”，“我不时地望着它，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不只是传输和跟踪，还有隐形的警告和随时发生的出卖。在《我是一个被雷击的人》中，“我”已被电控制了全部的行为，电成了另一种生存血液，“电流，这个世界和我的血液/输入我的每个细胞，纠缠/和捆缚我。”叶世斌以诗阐释了“人被物控制和制造”的悖反与荒谬，在人们集体被物征服之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自身的认知能力，不知道人实际上已成了“电源”的目的，人成了电源使用价值的一个目标，潜伏在我们生活中的科技意志一天天地在瓦解我们自身的意义，删除人的本真的天性，电源接通的时候，“现代物质温暖和照耀着我们/如同这个夜晚，被白炽灯/和取暖器瓦解，构建/生活对我们的改变。”“我们迎着光亮，成为/夜晚的一种温度”，那么我们的温度在哪里呢？叶世斌以诗歌隐喻和象征的叙事体验呈现了人的下沉和主体的失踪，不谋而合了存在主义哲学中“人是有待被制造的人料”这一颠覆性的人的定义。人被逐渐纳入到科技体系内，科技的力量就重新塑造了人，人的自然性（本真性）遭遇了根本上的破坏，人异化成了物的零件。叶世斌有不少诗歌揭示了这种混淆和异化以及目的的被篡改，《花摊》一诗中，“这些争相购花的人/早已被花朵收购”，在不停追问与领悟中的诗人，极其准确地为当下的人进行了定位，这就是“客居”，当“自己”和“本真”消失的时候，人与“在世”的关系就是租赁关系，《城市和宾馆大厅的一盆竹子》中我和这个城市以及一盆竹子都是这个世界的客居者，是租赁在这块有限土地上的客居者，这里不是对生存形态的一种探究，而是对生存事实的确认。没有家园而在途中，没有本真而被悬空，所以城市、我、竹子“盘根错节/被堂皇的钢铁和水泥笼罩/被客居的虚伪和倦怠伤害”。正如《我不知道所有的租金是否偿还》中所说的，“租赁的事物令人疑心/所有成果变得沉重而残忍”，当生命和生活的全部过程建立在一种租借程序中时，“客居的虚伪把我熄灭”就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