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晚年写回忆录，一般将其作为自己的“最后一本书”，而王鼎钧则是将回忆录作为自己写作的“最大愿望”、最高抱负。正因为此，他从1992年开始，历时17年才陆续出齐他的回忆录四部曲，而写作的时间还要更长。尤其是第三卷《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时期，前后只有三年，而他自称从捜集资料、消化数据、调整心态，到最后完成，前后花了十年时间，以至于他感慨《关山夺路》这本书，“是我生活史上的关山夺路，也是我创作史上的关山夺路”。一个作家如此郑重其事地写回忆录，在世界文学史上也不多见吧。借着自己写出当年的能见度他不仅写了自己一生平凡与不凡的经历，同时也描述了中国百姓的颠沛流离。

　　王鼎钧强调他写的不是“自传”而是回忆录。“自传”侧重写自己，“而我写回忆录不是写我自己，我是借着自己写出当年的能见度。”他的目的是要反映时代风云，记录时代变迁。所以，他在书中不仅写了自己一生平凡与不凡的经历，同时也描述了一个时代的大历史，描述了几十年间中国政治的沧桑巨变，中国百姓的颠沛流离。写“自传”与回忆录的人，多为“大人物”。而“大人物”写回忆录，多写自己成名成功的伟绩。而王鼎钧的回忆录则不同。四卷回忆录，第一卷《昨天的云》写青少年时代在山东家乡的生活，第二卷《怒目少年》写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中学生活，第三卷《关山夺路》写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第四卷《文学江湖》写1949年至1979年间在台湾的生活。

　　也就是说，王鼎钧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来写青少年时期（24岁以前）在中国大陆的生活和见闻，而他1949年到台湾之后的30年（24－54岁），是他走上文学之路，并成长为散文大家的最得意的壮年，本应浓墨重彩地写，而他却只用了一卷的篇幅来“轻描淡写”。他强调自己写的是一位“小人物”的回忆录。他更多地写世事的沧桑，而不是个人的名利得失。他试图呈现一个小人物在动荡剧变的历史年代难以自主的命运。他以其职业性的敏锐观察，将乱世的各种人情世态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并以具体的情境事例，将自己数十年累积的阅历感悟，一一述出，平心静气，边叙边议，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却触及灵魂。细节呈现如临其境此类的细节场景，非亲身经历者很难想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