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张爱玲热，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绝对有直接关系。

　　这本出版于1961年的学术著作，本由英语写成，以西方文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直到1979年才有了第一本中译本。由于历史原因，无论是内地还是台湾，当时对于三十年代的文学全保持着一种暧昧不明的态度，各自推崇的只有符合各自政治立场的作家。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以年代划分，并将其认为重要的作家单独成章，尤其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三人，与鲁迅、老舍等并列，这些在解放后中国内地的文学研究中鲜少提及的名字，夏志清给予了他们极高评价。而随着这本书传入内地，“《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围城》尤其比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等论述，先是在学术界引发争议及轰动，继而各路旧作的陆续出版，徐徐展开另一面阅读领域，惠及读者之余，热潮的一触即发只是必然。1984年，《读书》杂志发表柯灵的《遥寄张爱玲》，《收获》则重刊了《倾城之恋》，次年上海书店将旧版的《传奇》影印出版，虽未经授权，却正式标志着张爱玲的回归。

　　此时的张爱玲似乎并未太在意她三十年前离开的这片故土对她的重新评估，一来身体与精神状态并不太佳，屡屡搬家也对生活造成影响，反而她更关心老友在内地所受的批评。在1983年8月29日她写给夏志清的信中写道，“大陆攻击你的小说史，又被我带累了，予我apang ofguilt”。那年夏志清62岁，在去韩国开会后重返内地，是他离开上海多年后首次回乡，也是最后一次。由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缘故，他与主流评论界观点背道而驰，无谓惹上诸多骂名。还好钱钟书以社会科学院邀请的名义，为他安排了相关的陪同人员及一路的出行住宿，虽未有演讲，倒是见了几位作家与亲友，钱还压下所有骂夏志清的文章，直到他离开后再发表。信中张爱玲对他此番故地重游也是兴致盎然，“西安有没有新出土的古物？桂林是否有点像重庆昆明？真希望你写点东西关于此行。大陆游记虽多，我总是等不及地看，尽管看了失望。想你说的上海就如在目前。”短短几句，只字未提乡愁，却又看得人无限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