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

　　孙雪梅记得，有一次，在珠海上完课，一个男孩跑过来，很开心地说，“(以前)没有老师给我们上过这个课。”

　　孩子们会学以致用。在江苏淮安，课程普及率比较高，有两个上过女童保护课程的孩子，一次一起走在路上，其中一个被人拉走，马上大喊，另一个急忙去报警，才脱险;而在一个北方城市，有学生在课上跟讲师反映，计算机课老师上课喜欢动手动脚，这名讲师跟学校反映了情况，将计算机老师调离了岗位。

　　成年人会在课后分享各自曾经的遭遇。孩子也会分享，但几乎都是偷偷的。有孩子去老师宾馆，给老师塞了一封信，就走掉了。也有孩子上完课后给讲师发信息，说自己很小，但已经发生性关系了。但讲师再打过去就关机了。

　　易衡曾对收集到的17522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统计，受害者没有告诉其他人的原因分为几类：

　　“当时不了解自己经历了什么，很久之后才明白”占60.79%;“当时太小，不懂如何表达受害情况”占47.13%;“认为事情已经发生，说了也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占28.89%。还有占样本3.77%的人是因为“保护施害人而隐瞒遭受性虐待经历”。

　　“女童保护”一位曾经遭受性侵的志愿者陈露(化名)近期吐露了自己多年的“秘密”。已过不惑之年的她，曾在8岁时遭到邻居叔叔连续三年的性侵，无人察觉。

　　“我总是想，要不要告诉妈妈呢?但是我不敢，我甚至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陈露的妈妈很忙，忽略了越来越内向的女儿。

　　她独自守着这个秘密，就像守着一个噩梦。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不愿跟人交朋友。“直到今天，我仍然习惯走在人后，竭尽全力抑制自己回头，害怕有一个男人会突然从背后抱住自己。”

　　2014年冬天，陈露看到“女童保护”的新闻，试着申请加入。她记得见到孙雪梅时，对方挺着怀孕了的大肚子，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你就做志愿者讲师吧，向老师和孩子们传授防性侵的知识。”

　　陈露成为志愿者后，很急切地想帮助其他孩子。在孙雪梅印象里，她有时到一个地方，“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不休息地讲课。”

　　有一次，陈露在课堂上向孩子们讲述自己幼年时被性侵的经历。后来，她接到了妈妈打来的电话， “对不起。”妈妈说着，在电话那头哭了。

　　那天晚上，陈露睡了个好觉，梦里不再出现“坏人”。

　　现在，“女童保护”每天都会统计最新公开的性侵案例数据。“有种急迫感，觉得这个事推得太慢了。”当了母亲的孙雪梅，常常会想，如果孩子受到伤害，妈妈会有多绝望。

　　她怀第二个孩子时，有一天，穿着带有“女童保护”标记的衣服走在小区里，一个小女孩激动地喊，“女童保护!女童保护!”

　　“她说前一段时间，有个跟我穿一样衣服的阿姨去她学校讲课，说隐私部位不能让人碰。”回忆这样的场景时，孙雪梅觉得很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