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家长不是不想讲，而是“不知道怎么讲”。

　　上海家长徐琳是一位5岁男孩的父亲。他告诉澎湃新闻，当孩子问到“自己是怎么生出来的问题时”，他会用比较含蓄的方式来解释，“比如说我会跟他讲爸爸妈妈在一起互相爱对方就生出了他。”但当孩子问到“太具体、直白的内容时”，徐琳也会感到难以启齿。他有时跟其他家长讨论，比较困惑的是“如何把握性知识的内容具体、详细程度”。

　　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女童保护”邀请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提出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填补未成年人性侵保护教育教案空白。

　　当孙雪梅意识到自己跟其他普通人一样，对于已经受到侵害的人，能做的有限，但可以去帮助其他孩子防范性侵害时，她就想“我们能不能去讲课?”

　　孙雪梅给儿童上防范性侵课 “让更多孩子听到”

　　2013年9月份，孙雪梅做记者时利用出差的时间，试讲儿童防范性侵课。

　　第一站是云南。在那里，她一共给三所山区小学讲课，但其中有一所学校事先不知道他们会去，有老师担心“把孩子教坏”。在女童保护前期的课程推广时，也有学校有过顾虑，“去讲课，让别人误以为他们学校有什么事。”

　　台下学生大多四五年级，十一岁左右。一开始站上那个讲台，孙雪梅也忐忑不安，她曾经遇到多种状况：在甘肃农村，带孩子一起看防性侵手册时，村里的小女孩看到隐私部位就闭上眼睛说“好恶心”;而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上课，有小男孩站起来喊，小鸡鸡!……”

　　她话锋一转，认真地对澎湃新闻说道，“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千万不能不好意思，而是要很耐心地讲，你不好意思，孩子更不好意思，会觉得这是羞耻的，不可以说的事情。”

　　“女童保护”的志愿者丁霞始终记得第一次讲课的经历：那是2014年在河北承德的一所乡村小学，底下坐着1-3年级学生。教室很破旧，家长都趴在窗户上，眼巴巴地看着她。“家长很关心这个事，既关心，又害怕，害怕你给孩子传输不好的信息。”

　　丁霞很紧张，有家长看着就更紧张了。没有投影仪，她用板书在黑板上写要点，边写边给孩子讲。她带了两幅画过去，让给孩子指出身体的隐私部位。

　　讲完课，家长都聚拢过来，说“你们给孩子讲这些啊，我们平时也想讲，但不知道怎么开口”。

　　最初，孙雪梅曾打算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真实的性侵案例，案例可以给孩子警醒，但心理专家提醒她，这样做会吓到孩子，她就去除了相关内容。

　　在2013年的多次试讲、反复讨论和修改40多次之后，2014年3月2日，“女童保护”防范性侵教案儿童版第一次正式对外发布。从山村小学到打工子弟学校，再到城市小学，“女童保护”教案考虑了各种不同的情形。从2013年到现在，防性侵教案儿童版已经有了52次修订。

　　讲课让她们明显感受到，农村孩子相对于城市孩子更内敛害羞，对身体的认识也更少。“比如我让他指出隐私部位，他们会很羞涩，不好意思指出来。”丁霞说。而孙雪梅在甘肃农村给小孩子讲课时，有小女孩会说“好恶心、好恶心”。

　　这愈发让志愿者们担心：一些农村孩子不懂如何保护自己，受到侵害后也不知道怎么办，对留守儿童来说，更是缺乏家长指导。

　　2014年，云南巧家县一个女孩遭到老师性侵的案件曝光，女孩第一次被性侵时告诉父母让帮她转学，但父母没有在意，把孩子骂回去了。结果后来女孩又再次被性侵。

　　凤凰卫视曾把女孩的父亲和孙雪梅请到现场，回忆此事时女孩父亲痛哭流涕。

　　这让孙雪梅深受触动。“我就在想，这个孩子没有人教过(防范性侵)，否则的话就不会跟老师去了。其次家长教育缺失，如果家长懂的话，就可以教孩子，在孩子发出求救信号时也能读懂。”

　　发起“女童保护”项目后不久，孙雪梅回到自己贵州习水老家的小学，给那里的孩子上防范性侵课。为了让更多孩子能来听课，学校把食堂里的桌子都搬走，只留板凳，留出更多空间。那次，有170多名学生来听课，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