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了。老爸卧床七八年，每年365天，每天24小时，吃喝拉撒睡，几乎都是要靠这群儿女们，没有什么做不了的事情。可是今天，儿女们面对老爸这没人肯于给治的病，终于感到束手无策。

　　然而，无策归无策，无助归无助，那都是一种感受，最终总是要有人挑个头，总是要有人拿个主意，总是要对老爸的病有个说法，谁让他是我们老爸呢。朋友们说得不错，这事儿必须自家拿主意。于是，尽快决断是否给老爸做手术，成为了兄妹四人不可回避的当务之急。兄妹们想到了万一给老爸做手术出了问题的严重后果；也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地想到了倘若是自己或是自己的孩子得了老爸这样的病，又会怎样去面对、怎样去决断、怎样去取舍。看着小脑严重萎缩、早已失去了主观决断能力、像不懂事的孩子般可怜巴巴的老爸，兄妹们最终做出了决断：老爸这手术一定要做！

　　这绝不是凭空臆断和感情用事，冥冥中儿女们有一种自信，如果老爸大脑清醒并且了解自己病情的后果，他一定会选择做手术的。至于手术的成败问题，自是乐观的：老爸除了年纪大和多年卧床，五脏六腑没有其他大毛病，做手术，延续生命的希望极大；保守疗法，对老爸而言，实际上就是顺其自然，眼睁睁挺着，其结果可想而知；现在做，可能割掉的是半个耳朵，再过几个月，或许什么也割不得碰不得了。既然做手术的意见达成了一致，接下来就是赶紧给老爸找手术的医院和主刀医生了。

　　提起这医院，不免又有点让人打怵。人们都知道，“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历来是医院和医生们秉持和践行的道德理念、行业精神和神圣使命，甚至没有社会制度和国别之分。可经历了老爸这件事，我却对此有了新的认识。就是说这要看什么情况，老爸这样的病例在有些医院、有些医生那里或许就不在“救死扶伤”之列。其实，从危险性上看，那东西并不是长在脑内胸内、肝上肺上等要害部位；从严重程度上看，并没有扩散的迹象；一句话，就是年龄太大了。我想起了股市那句警示语“股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或许形容这样的医院和这样的医生再恰当不过了吧。

　　当然，也不否认，这患者一方与医院一方在有些情况下就是一对矛盾，治好了病是医院和医生应尽的责任，患者是花了钱付了费的；可要是治不好再给耽误了，或是治疗过程中出现了突发情况，十有八九家属是要追责的，因为不管年长年少，那都是自己亲人的一条生命，生命只有一次。难怪一遇到高龄患者手术，医生大多都会不由自主地忘记了“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理念和职责，不愿去作为了，属实是顾虑重重不敢作为，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了业内的潜规则吧。可面对诸多医生的不作为，患者一方又往往无能为力，因为你也没有权利赖在哪家医院做手术，你没有权利逼着哪位专家为你承担风险。

　　最终，还是妹妹在某大医院耳鼻喉科工作的同学帮忙，她的科主任看了老爸的病情并了解了家属们的一致意见后，表示可以做手术，但前提是麻醉科同意为病人做麻醉，而且是全麻。无疑，妹妹的同学和那位科主任都属于有爱心、肯于担当、无愧于医生这一神圣职业的人。也正是她们的爱心让我们看到了老爸的希望。当我和妹妹推着老爸与麻醉科一位主任见面后，他同样给了我们希望，让这一颗颗久悬着的心至此轻轻放了下来。这是医院的规矩，无论是主刀医生还是麻醉师对手术患者都有一票否决权。

　　麻醉科那位主任的态度是热情而又职业的，他反复说明了老人做手术可能出现的两个危险：一是全麻本身对90岁的老人就是一次生死考验，在医学界不乏高龄老人做手术时因全麻而没有醒过来的案例；二是手术后病人需要在ICO监护室监护24小时，这期间若情况不好是要上呼吸机的，而呼吸机一旦用上或许就因产生依赖性而摘不下来，结果必然导致肺部纤维化。那时候只要摘下呼吸机，病人就会因没有自主呼吸功能窒息而死。当然，出现这两种状况的机率是很小的，但不是没有可能，丑话要说在前面。主任的话说到这个份上，也算到家了。我和妹妹眼中都是潮潮的、心中是暖暖的，那里面既有绝处逢生后掩饰不住的兴奋，也有对恩人那样发自内心的感动，老爸的病终于有救了。我激动地说：“主任，太感谢了！对于我老父亲的手术我有两个相信：一是相信你们医院的条件和你们的医德医术；二是相信我老父亲的身体状况，他虽年龄大了，但比有些虽然年龄轻一些、但病情很严重的患者手术条件要优越得多，会闯过这一关的”。

　　20xx年5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在五官科病房入住三天、接受了各种规定的术前检查和专家会诊、被确认为可以手术的老爸，躺在窄窄的医用担架车上，眼中时不时流露出狐疑而又暗淡的目光，听着儿女们“爸，给你做个小手术，把那个小包拿掉就好了”、“爸，没事，小毛病，明天就回家”那一句句若无其事般美丽的谎言，在一双双充满忐忑、担忧甚至还有生离死别样的目光恋恋不舍下，由护士推着，缓缓消失在通往手术室的那条虽明亮却让人感觉昏暗的通道里。外面，等待着的是为他牵肠挂肚的一大家全部老小18口。

　　手术室外的大厅里，或坐着或站着，一堆堆、一群群和我家一样的等待着亲友手术结果的人们，一眼望去黑压压一片。那个通道入口旁有一个窗口，是专门向病人家属通报手术过程中病理切片结果的。每隔几分或十几分钟，便有人头从窗口探出，大声喊着手术患者的家属。每每这时，早已等在窗口附近的患者家属和朋友便会蜂拥而至，提心吊胆地去面对那不知是喜是悲的病理结果。也是每每这时，你只需听到从窗口外聚集的人群中传来的带有强烈情绪化的嘈杂声音，患者病理结果便会了然于心。如此说来，对在大厅里等候的人们而言，等待的过程同样也是饱受煎熬的过程。宽敞而又压抑的大厅里时刻充斥着悲喜交织的气氛，悲中有喜，喜中有悲，时而凝固，时而爆发，好比六月的天孩儿的面；时不时地就会听到来自窗口那边或悲悲切切、或撕心裂肺的哭声，时不时地也会听到那里传来的一片满是惊喜的唏嘘声。然而，对老爸而言，对于全家老小而言，那宣判生死的窗口已经不那么可怕了。只要老爸手术正常、能顺利推出手术室就是成功，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预定两个小时的手术超时了，老爸没有出来。其间，那小窗口、那探出的人头不无例外地喊到了老爸的名字，向我们通报了病理结果，与上次门诊病理一样，没有奇迹出现。两个半小时过去，老爸仍没有出来，大家的心也都跟着提到了嗓子眼儿，焦急地等待着。这等待对一家人来说是何等漫长，何等难捱，又是何等揪心呀。我在心中不由默默地祈祷：老爸做了一生一世好人，好人一生平安！也暗地里给老爸鼓劲儿：爸，您千万不能让儿女们失望呀！您知道儿女们争取给您做这手术是多么不容易么？终于，三个小时，整整三个小时，全家人像迎接大红喜报一样听到了手术室通道入口处传来的老爸那熟悉的名字。

　　刚刚做完手术的老爸面色苍白，满脸汗津津的。尽管他还没有完全从麻醉中苏醒，但熟睡中那起伏有些急促的呼吸已然替代了苏醒，第一时间向足足等了三个小时的儿孙们报了平安，使那一颗颗紧紧悬着的心瞬间平息下来。老爸头上缠着的那一圈圈绷带，紧紧绑缚着创口处厚厚的敷料，隆起了婴儿拳头大小的一个包。那是所有耳病手术患者共同的特征，也多少增添了一点点神秘色彩，看着有一种想知道却又不忍知道的感觉；因为那里面到底包藏着怎样的情形，是预期的效果，还是令人难以面对的，不得而知。没有停留，老爸的担架车被直接推进了ICO监护室，将要在这里度过同样会让人捏一把汗、决定他命运的24小时。

　　按规定，下午两点至三点是监护室手术患者家属的探视时间，对于正常监护24小时的患者而言，这是唯一的一次家属探视，而且限定了具体时间。全家人轮流吃饭后便静静地守候在门外，没有人离开。两点钟时，我们两人一组地拿着监护室发放的两张探视牌儿，穿着与护理服近似的探视衣帽，戴着一次性口罩，轮番看望了老爸。这时的老爸看上去有些虚弱，四肢绑缚着各种监测仪的连接线，还有吸氧管、导尿管等。看着这些突然出现、两两停留在他床前、武装到牙齿且不言不语又急匆匆离开的那些熟悉的身影，老爸懵懂的眼中流露出了一丝丝疑惑。终于，红着眼圈出来的妹妹解开了这个谜底。妹妹说，老爸看到她后，像孩子一样地哭了，并问道“我是不是要死了？”

　　老爸是坚强的，终于闯过了这一关。老爸很争气，为自己争气，为儿女们争气，也为肯于为他手术的好心医生们争气。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当那一圈圈神秘的绷带最初被揭开时，陪老爸换药的哥哥第一时间看到了最不愿意看到的那一幕：原本手术只需波及患病耳朵的一部分，但由于病理结果的确定，无情地宣判了那只耳朵的死刑，以确保手术的成功和日后的恢复。之后，这一家人无一例外地面对了这一残酷的现实；看上一眼，心中就条件反射般有阵阵刺痛的感觉，那叫一个揪心。老爸似乎也隐约知道自己因此丢失了一只耳朵，一时情绪免不得有些低落，但彼此之间心照不宣，谁也不忍心提起这个话题。

　　这样的感觉和心情仅仅是一时的，很快那密布的阴云就被老爸和这一家人积极的心态消化得无影无踪。好比一盘棋，那只耳朵只是一个小卒，而老爸的健康和生命则是决定输赢的三军主帅。老爸丢了一只耳朵，却保住了健康和生命；有老爸在，这个家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