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年过去了，每每看着坐在轮椅上精神状态良好的老爸和他那只没有耳朵的耳朵，心中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敞亮和宽慰。

　　老爸是1925年生人，虚岁92，早已进入了耄耋之年。

　　人活到了这把年纪，就开始有点“超凡脱俗”，和我们这些姑且叫做普通人的人不一样了；很多事情再不能按以往的规矩或是一般常理来面对，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搁在他老人家身上或许就是不正常的，原本很简单的事情对他而言或许就是不简单甚至是复杂的，就说这治病吧。

　　大约是2013年初冬，时已89岁高龄的老爸右耳耳轮偏上部不经意间生出了一个黑紫色的肉疙瘩，筷子头粗细，不圆不尖，根部牢牢扎在耳轮上。初时，这看着不大、其貌不扬的肉疙瘩并不怎么碍事，老爸也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可每每看着老爸耳朵上这肉疙瘩，儿女们的心情都会是复杂的；怎么形容呢？就像家中屋顶落着一只硕大的绿豆蝇，让人看着有点烦心。

　　年龄大了，不便去医院，儿女们拍了照片。医生说：“没事儿，这种请况很常见，何况这么大年纪了，先观察观察。”说明白了，也听明白了，人到了这个岁数，早已不像年轻人和上班族那样讲究，还计较什么美观和形象，只要不危及生命，大可以不去管它。

　　对于病人而言，这医院和医生就是终端了，既然看了医生就得相信医生，既然医生这样说了，儿女们心中的疑窦也就随之消除了一些，卸掉了包袱一样。可谁曾想这树欲静而风不止，转过年来，没两个月的功夫，那初时本不起眼的肉疙瘩就像泡在热水里的干贝，已生发成了小手指肚粗细。颇让人担忧的是，不仅仅是个头变大了，其形态也越发诡异另类，粗糙的表皮黑硬黑硬的，似伤口结出的黑痂，顶部还隐隐地生着一些刺状物，看着隐隐一种不祥的感觉，一时间成了儿女们的心病。

　　看起来，老爸耳朵上这多余的寄生物并不本分，还真的不可小视。兄妹们于是私下里商量，决定领着老爸多走几家医院做彻底检查；只有医院可以弄清楚这肉疙瘩到底是什么东西，属于什么性质，需要怎样治疗。然而，真正到了医院、看了医生，却远不像预想和期盼的那样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肿瘤医院的同学帮我约了专家，妹妹通过关系咨询了医大和陆军总院的教授，得出的结论和意见几乎是一样的。让人不能理解又必须理解的是，这些一样的结论不是对病情诊断的结论，而是凭他们的经验和感觉对应不应该治疗所下的结论。归结起来就是一个意思：这么大年纪了，无论长的那东西是什么，甚至也无需知道是什么，手术都是没有价值的，而且想手术也不会有人给你做，保守治疗吧。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想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爸年龄太大，而且已在床上和轮椅上顽强生活了七八载。面对这样的老人，又不曾做过什么大领导或社会名流，专家们给出这样的结论是正常的。再说句不孝道的话，都90了，还能有多少个属于自己的365天呢？如此说来，非儿非女，非亲非故，谁又愿意为你担这份风险呢？兄妹们自是无功而返，再次回到了让人纠结郁闷的现实中。

　　对于病人和家属而言，医院就是靠山，医生就是救星、活菩萨，怎样说、说什么似乎都有道理。既然大医院都去了，既然这专家们给出了同样的结论，虽然这结论对老爸那病没起到一丝一毫抑制或治疗作用；但作为儿女，似乎也得到了些许安慰，那就是良心上的，毕竟是对老爸尽了责任和孝心。这时的儿女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尽心尽力陪着老爸和他耳朵上那谁也动不得的肉疙瘩度过有生之年，不要企盼会有什么奇迹出现。

　　转眼间三个月过去，已是2015年5月初。那可恶的肉疙瘩好像是成了精通了人气，好像猜到了这一家人去医院是要找人把它从那好端端的耳朵上剔下来，好像知道了它原本千分万分畏惧着的那些医院、那些专家们漠然开出的保守疗法，好像也知道了现在的这一家人对它已无可奈何；于是长势更加肆无忌惮，形象更加丑陋可恶，更加贪婪地吮吸着这白首老头身体中的那点营养和精气，直长成足有大个荔枝那么大、形状极不规则的一个肉团团。老爸那只原本坚实挺括的耳朵，也因被那肉团团霸占了大半个耳轮而不堪重负，弯弯月亮般开始下垂，睡觉时稍不留意受到挤压还会破裂出血。这时老爸那只耳朵已变成了紫红色，且波及到了耳根后面的发际部位。不知是否受此影响，老爸精神状态也大不如前了。

　　不忍面对，但又必须面对；不敢往下想，但又必须往下想。那段日子，除了还朦朦胧胧从没看到过自己耳朵上那肉团团的老爸外，儿女们每个人心中都隐隐承受着的疼痛，那疼痛虽不是肉体上的，但却让人感受出心如刀绞般的滋味；每个人精神上都在承受无休止的折磨，那折磨是眼睁睁看着老爸行将被病魔无情吞噬而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折磨。再这样“观察”和“保守”下去，老爸或许时日不多、去之不远了。于是，兄妹们再一次下决心要给老爸治病，或许这是老爸最后的机会和希望。

　　照例是去医院，照例是找关系联系专家，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检查时做了病理，结果和那丑陋的肉团团一样，是不好的；而且专家说了，即便是做手术，这只耳朵可能也保不全了。或许是儿女们的执着有了回应，这次专家们的结论也无一例外地开始切入了正题，那就是如何治疗的问题，但却有着严重分歧。有专家说做手术是最好的方案，但这个年纪很难有人给你做；有专家说这个年纪决不能做手术，可以通过放疗控制一下；有专家说这个年纪不适合放疗，放疗后果会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归纳起来，认为应该做手术的声音是主导的，只是风险太大，因为在专家们眼里，这个年龄的老人做手术的危险性和病症对生命的危及几乎是一样的。

　　从这时开始，一家人的心情由前一时期的时而忧虑时而焦灼时而迷茫开始转化为无时无刻的焦灼。是呀，终于知道了手术最好，可重要的是没有医生愿为你做手术。即便是朋友，在生命攸关的问题上，也会多出几倍的小心与谨慎。我咨询在省卫生厅工作的党校同学，他以业内知情人士的口吻和我说：“老兄，做不做手术，哪个专家包括你老弟我也不会给你明确的意见；况且这么大年纪也很难有人愿意做这个手术，这个时候还是要你们自己拿主意。”我咨询在肿瘤医院工作的知青战友，他和我说：“老弟，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做不做手术得你们自己拿主意，作为朋友，我只能告诉你，如果是我老爸，我绝对不给他做，因为那是我爸！”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听到来自专家们和朋友们那些莫衷一是、甚至有些危言耸听的说法，也会乱了方寸，心中那十五只水桶七上八下，一时拿不准主意。退一步说，即便是自己家拿主意，同样有一个谁来挑这个头，谁来当这个主心骨，出了意外谁来承受埋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