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是个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和门阀制度淡出的年代。市民的队伍不断壮大，同时，他们在经济上的力量也出现了质的飞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讲史，尤其是“说三分”之所以能为广大市民所喜爱，巩怕不仅在于它的娱乐性，更在于它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从市民的角度和理解去看待三国历史，从而寄托了市民的思想情感和政治愿望。

　　因为在历史上，刘备从来都是执政爱民的代表。

　　于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取向，拥刘而贬曹孙便逐渐在民间形成了大的潮流。

　　不幸的是，周瑜却正是东吴集团中与刘备最为对立的人物之一。

　　这种受市民意识影响的创作倾向延续到元代的杂剧中便越发地明显了。

　　元代三国戏有40种，涉及到周瑜的有《隔江斗智》、《黄鹤楼》、《庞掠四都》以及《周公瑾得志取小乔》和《周瑜谒鲁肃》。

　　后两种完全是沦落于市井中的书会文人“借他人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们让周瑜落魄为穷困书生，借他之口抒发出“穷书生半世干忙”的若闷傍徨，而又借他的否极泰来，飞黄腾达，寄托出仕和得遇明主的愿望。在这两部作品中，周瑜的才能修养倒是与史书颇为接近，“文武兼济”，“每回临阵，无不干功”，待人“用礼施谦让”，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与三国矛盾毫无瓜葛。

　　而在那些实质性展示三国矛盾的作品中，一旦触及孙刘，那么创作倾向则与《三分事略》一脉相承，甚至有过之而不及。诸葛亮的智慧和谋略在戏里写得很突出，而周瑜依然是一个低层次的陪衬人物。

　　在二人的明争暗斗中，孔明总是比周瑜棋高一着，无论是暗设陷阱的鸿门宴，还是堆着笑脸的美人计，都被孔明一一识破，所谓“周瑜枉用千条计，输与南阳一卧龙”。在诸葛孔明面前，周瑜越发显得智术短浅，低能可笑而又妒才忌能。　　就这样，一个与雅文化系统中的褒物文字形成鲜明对照的周瑜形象，于宋元之际，在强烈的市民意识的关照下诞生了，并随着戏曲的广为传唱而深入人心，家喻户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