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文章中巧妙地运用了对比描写的手法，不仅加强了文章的表现力，而且还深化了文章的思想。其一是对西洋小孩面貌前后变化的对比描写。开初“我”在电车上注视的那个白种人小孩，“长圆的小脸，白中透红的面颊，眼睛上有着金黄的长睫毛，显出和平与秀美”;而当他“袭击我”时，这个西洋小孩“两只蓝眼睛大大地睁着，那好看的睫毛已看不见了;两颊的红也已褪了不少了。和平，秀美的脸一变而为粗俗，凶恶的脸了!”文章开头用较多笔墨具体地写其美，正是为了后来揭发其丑，写他先前的可爱，是为了更深地揭露其丑恶，作者运用这种先褒后贬，欲抑先扬的手法，很自然地从这个西洋小孩的脸色、眼神、乃至眼睫毛的变化，来表现这个西洋小孩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其二是作者使用了可以称之为并行对比的手法。当作者写到他在电车上看到那个外表可爱的西洋小孩时，脑子里立刻闪现一个中国小孩，那个像“依人的小鸟般”的刘君，“牵着他的手问他的话时，他只静静地微仰着头，小声儿回答”，难得看到他的笑容，“他的脸老是那么幽静和真诚”。这个沉静、拘谨的中国儿童，过早地夭折了。在第一段落这短短的篇幅里，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中外两个孩子的不同形象，西洋孩子显得虎虎有生气，而中国孩子则温文尔雅，幽静柔弱。朱自清之所以要在记述西洋孩子对自己“袭击”的文章中，花这么多笔墨写刘君这样一个中国小孩，实在是大有深意在。随着文章的展开，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这一深层的思考。

　　作者善于从一个具体事件的叙述中生发开来，通过较为深入的分析，由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一般，发抒自己反帝爱国的感情。文章十分精辟地把西洋小孩伸脸对自己的袭击，看作“实是许多次袭击的小影，他的脸上便缩印着一部中国的外交史”。那傲视“我”、践踏“我”的不是别人，“只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竟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这里“只是”和“竟是”两个句子连用，前者强调“白种的”，后者突出“孩子”，语调峻急，愤慨和痛切之情溢于言表。作者由一己遭遇的瞬间的袭击，联想到国家民族长期遭受的屈辱和蹂躏，一部近代中国外交史，就是一部丧权辱国史。而如今连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也敢在中国的土地上对中国人竖眉瞪眼，这个国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啊!文章十分自然地引发人们“迫切的国家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