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弥漫浓厚悲剧色彩的主题思想

　　张爱玲是专写“她的时代的阴暗一面”的高手。她说：“如果我常用的字眼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她的威胁来自于生活，张爱玲是一个敏感的人，她善于窥探社会，把握世情，因此揭露人性成了小说的主题。而在那个年代，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遗老遗少、公子富少、太太小姐等上层人物，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便是赤裸裸的虚伪。因此她笔下这些揭露人性为主题的小说，必然成为悲剧小说。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的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带着西方的文明回到封建道德圈里，与朋友的妻恋上，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要做一个“好人”，因此把“真人”隐蔽起来，用打妻子来发泄他的冷酷、变态，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张爱玲用冷嘲热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的面纱”，露出了他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人的心理阴暗面，这篇小说也成为悲剧性的主题。

2.以悲剧爱情和婚姻故事为选材

　　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张爱玲是窥探社会矛盾的小说家，她乐于立足于平凡的生活中，选择世俗的恋情和婚姻作为小说选材。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张爱玲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摩擦、摸索、闪避，她在作品中对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所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世俗的一面。爱情本是浪漫的，然而悲剧却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在当时新文化抨击的旧社会里，爱情成为奢侈品。爱情这件“华丽的外袍”，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便有了“爬满了虱子”的尴尬。《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悲剧人物，她编织过美丽的爱情梦，却为求金钱迫嫁，无爱的婚姻扭曲了她的灵魂，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劈杀了几个人，儿女的幸福也被她亲手毁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想要追求爱情，但在面临生存危机的环境中，婚姻成了她的生活保障，恋爱不过是实现保障的手段，她选择的不是恋人，而是一张“长期饭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是男权社会里将一生系于男人的浮萍，她想要幸福婚姻，却将幸福理解为锁住男人。这些女性的爱情悲剧都是社会促成的。她们或成了遗老家庭里的一种牺牲品，或成了宗法社会里微不足道的渣滓，最好的就像白流苏一样为了生存成为“长期卖淫”的情人。在这个封建思想和新文化冲击的时代，女性内心渴望爱情的解放，却又无力抗拒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她们心里对爱情的一抹希望之光，最终被社会巨大的黑暗吞噬。张爱玲就是以这样的爱情悲剧为题材，揭示社会生活和人性的世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