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良并不反对喝酒。一个人，受了极大的打击，不拘是爱情上的还是事业上的，踉踉跄跄扶墙摸壁走进酒吧间，爬上高凳子，沙嗄地叫一声：“威士忌，不搁苏打!”然后用手托住头发起怔来，头发颓然垂下一绺子，扫在眼睛里，然而眼睛一瞬也不瞬，直瞪瞪，空洞洞——那是理所当然的，可同情的。虽然喝得太多也不好，究竟不失为一种高尚的下流。

　　像他父亲，却是猥琐地从锡壶里倒点暖酒在打掉了柄的茶杯中，一面喝，一面与坐在旁边算帐的母亲聊天，他说他的，她说她的，各不相犯。看见孩子们露出馋相了，有时还分两颗花生给他们吃。

　　至于母亲，母亲自然是一个没受过教育，在旧礼教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人，充满了爱子之心，可是不能够了解他，只懂得为他弄点吃的，逼着他吃下去，然后泫然送他出门，风吹着她的飘萧的白头发。可恶的就是：汝良的母亲头发还没白，偶然有一根两根白的，她也喜欢拔去。有了不遂心的事，并不见她哭，只见她寻孩子的不是，把他们怄哭了。

　　闲下来她听绍兴戏，叉麻将。

　　汝良上面的两个姊姊也和他一般地在大学里读书，涂脂抹粉，长的不怎么美而不肯安分。汝良不要他姊姊那样的女人。

　　他最看不上眼的还是底下那一大群弟妹，脏，惫赖，不懂事，非常孩子气的孩子。都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父母和姊姊每每忘了汝良已经大了，一来便把他们混作一谈，这是第一件使他痛心疾首的事。

　　他在家里向来不开口说话。他是一个孤伶伶的旁观者。他冷眼看着他们，过度的鄙夷与淡漠使他的眼睛变为淡蓝色的了，石子的青色，晨霜上的人影的青色。

　　然而谁都不觉得。从来没有谁因为他的批评的态度而感到不安。他不是什么要紧的人。